《民法总则》对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引入弥补了该规范在《民法通则》中的空白,完善了意思表示瑕疵的内容,矫正了我国民法过去对于意思自治的忽视,彰显了我国现行民法体系的科学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通谋虚伪表示规范在我国法上的缺失而引发的诸多争议。然而,由于学界与实务界对通谋虚伪表示规范存在不同理解,以致于在该规范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依然争议不断。本文从现行法出发,在详细梳理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认真考察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历史源流,归纳总结当前学界对该规范的法律适用存在的不同理解,深入剖析司法裁判中的争议焦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见解,以期为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法律适用提供思考路径。本文除去引言和结语,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民法总则》颁布前后为节点,对通谋虚伪表示规范在我国法上的情况予以全面检视。《民法总则》颁布前,司法实务中长期存在对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替代适用乱象;《民法总则》颁布后,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立法化使得法律行为体系更加科学,为司法实务提供了更具实用性的裁判依据,同时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第二部分,解析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构成要件。从主体范围、通谋性以及虚伪表示三个方面详细分析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内部构成,重点讨论其中涉及的代理人是否属于行为人之范畴、通谋与串通之区别以及如何鉴别行为人意思表示的虚假性等争议焦点。此外,对由此衍生出的单独虚伪表示是否具备立法价值的问题展开讨论。第三部分,确定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适用范围。在明确通谋虚伪表示规范以私法自治与信赖保护为规范意旨的基础上,厘清通谋虚伪表示规范与恶意串通无效规范、债权人撤销权、让与担保以及借名行为等关联规范之间的关系,以明晰该规范在我国法上的体系定位。依照现行法对法律行为的类型划分,从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以及决议行为四个方面界定通谋虚伪表示之规范射程。第四部分,归纳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法律效果。如虚假行为的背后存在隐藏行为,须区分认定虚假行为与隐藏行为的效力,虚假行为无效自不待言,隐藏行为的效力需根据与该隐藏行为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认定;通谋虚伪表示规范的相对无效模式规定在民法典总则部分将导致对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可考虑将该规则的功能限定在债权虚假转让领域;法律行为的部分意思表示构成虚伪表示,其余部分不存在效力瑕疵的,应当适用法律行为部分无效原则,能够认定无效部分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不宜直接将整个法律行为认定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