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与城市化发展迅速，经历了巨大变迁。特别是进入21世纪，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社会经济正处于多重转型的关键时期等内外部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得各地发展也面临着更复杂的发展环境和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是挑战也是机遇。 本文主要通过对沿海快速发展、高度城市化地区的案例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典型地区人口、产业与空间动态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和辩证评价，研究其特征、机制的结构性变化，探讨其中所存在的一般性规律，提出城市化空间转型的思考，探讨相关空间发展策略。 本文首先在理论回顾基础上总结了城市化空间过程发展演变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相关实证研究，以确定研究方法，形成研究的理论框架。认为空间集聚与扩散运动贯穿于城市化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之中，是各种生产资源与要素在空间配置的动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空间作用关系。集聚与扩散往往交叉同步进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具有其一致性关系。基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人口与经济空间动态变化过程的特征与对应关系分析，剖析了其城市化空间集聚过程由“一翼发展、单向辐射”向“两翼齐飞、双向辐射”模式的发展转变，并基于经济集聚作用存在的检验，将珠江三角洲“经济—人口”集聚空间明确划分为集聚中心区、集聚结合部与集聚边缘带三种类型。根据城镇用地空间扩展的特征分析，充分展现了其城市化空间从“大分散、小集中”分散型城镇空间形态到“小分散、大集中”网络状巨型城市区域的逐渐转变。基于城镇扩散空间基本层次的划分，结合集聚空间的分析结果，揭示了城镇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一致性关系的规律存在。从城镇空间集聚与扩散内在一致性规律出发，进一步探讨城市化空间发展中城镇人口与城市用地的空间分布关系，以评价城市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问题。 城镇之间的集聚与扩散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集聚空间，也伴随着新旧集聚空间的交替，推动着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升级、转型。这一过程也必然引发城市化空间的转换，城镇职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并反过来体现了城市化集聚与扩散过程的内在涵义。通过城镇就业人口空间分布与结构特征的分析，剖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化集聚与扩散空间的转换过程与内在体现。指出21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重化工业化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是上述集聚与扩散作用下城市化空间转换的突出体现，也促进了“小分散、大集中”城市化空间形态与内涵的转变。但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生产价值链的末端，不利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空间的转换，导致其城镇职能的升级、转型后劲不足，给正处于“两翼齐飞、双向辐射”关键调整阶段的城市化空间再构带来了巨大压力。 这种集聚与扩散下城市化空间转换过程也是一个产业重构与产业集聚的内在作用过程。同时，自然地理条件、全球化力量与发展环境等，也是影响城市化空间集聚、扩散与转换过程的基本因素。重点剖析了珠江三角洲产业空间集聚与转换的内在作用、全球化力量外部推力等的结构性变化及其所起作用的程度、性质与转变过程。认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空间转换过程主要体现为产业发展的重化工业化的空间重构及其作用；这一过程又与相应工业行业的集聚变化及其作用效应互为响应。相比之下，服务业行业的空间重构对于转变城市职能、提升城市区域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效应仍未充分显现，甚至趋向弱化；同时，高端服务业行业更倾向于在中心城市形成空间集聚，有利于促进中心城市职能的高级化与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空间过程的内在动因转变与全球化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息息相关。而全球化的集聚力量具有继续加速扩大空间不平衡发展的作用，体现了发达国家为提高投资的利润率而巩固其生产体系所要求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作用过程。再者，近来港珠合作模式开始由“前店后厂”向“店厂合一”发生转变，体现了珠江三角洲融入全球化进程与产业垂直分工空间过程的深化。而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主体力量之一，其所提供的硬软件环境也是城市化空间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强大动力。但地方投资对城市化不平衡发展的扩大作用则具有趋向平缓的趋势，说明在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它将有利于生产要素的空间流通与扩散，体现了一个资源与经济要素空间配置的效率问题。 最后，基于城市化人口、产业与空间动态过程的结构性变化趋势及其机制分析，初步提出了城市化空间转型的理念，探讨了实现转型的空间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