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目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得到迅速更新与运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并制定相应的规划。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标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须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体现,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得到迅速更新与运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并制定相应的规划。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标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须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体现,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方向。数字化转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股权分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管理水平,改变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势必会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而股价崩盘风险作为衡量股票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指标,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影响,故对此进行研究。考虑到中国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变革主要发生在2013年及之后,并且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加入“大数据”等内容,因此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21年数据为样本,数字化转型指数为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以及组织变革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综述法、实证分析法、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并进行滞后变量、替换解释变量、删除中国股灾年份、加入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安慰剂检验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试图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影响机制。通过检验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降低股价崩盘发生的概率。(2)中介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水平、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3)不同属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在同等的条件下,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审计质量以及创新水平更高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将更加显著。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内容的创新。目前针对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的少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质量的角度,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内部控制、环境不确定性角度出发,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的作用机制。(2)研究结论的创新。通过检验,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的相关视角,并证实不同属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将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不同的效果,为企业是否应开展数字化转型带来一定参考。
其他文献
股价崩盘对企业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也是极大的挑战,大面积的股价崩盘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对一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是莫大的威胁,“疯狂—过热—恐慌—暴跌”呈周期性的上演,使得股价崩盘成为资本市场潜在的“地雷”,一直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股价崩盘风险也成为金融学和财务学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是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出发探索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因素及机制,鲜有学者
2018年起,我国开展了全面减税降费改革。作为减税降费的主要举措,税收优惠政策在涵养税源、培植新经济增长点、优化投资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针对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备受关注。基于增值税长期存在着巨额留抵税额的问题,我国于2018年6月28日开始试点,将部分行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增加企业的可支配现金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投资。现实中,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增
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一直是国家相关部门关注的问题。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鼓励大股东及董监高通过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管计划杠杆增持本公司股份。然而,杠杆增持在发挥稳定股价和稳定市场作用的同时,其高风险特征导致不少企业遭遇“强平”或交易所问询等,如何利用好杠杆增持以规避系统性风险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此背
近年来,各种环境问题的频繁发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了修复生态环境、阻止重大环境事故的发生,政府与企业都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绿色信息披露也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然而企业开展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目标皆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何其还愿意挤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来披露绿色信息呢?基于这一疑问,文章将探讨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行为对企业
近年来,虚拟经济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市场,虚拟经济收益率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盈利空间收窄,处于低迷状态,资本逐利性驱使实体企业持续投资短期收益较高的金融类资产,导致大量资本在虚拟领域空转,实体部门与虚拟经济部门之间出现结构化失衡,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政府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实施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促进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重污染企业凭借抵押等方式更容易获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充足的外部现金流使得重污染企业盲目扩张、实施低效率的投资行为,造成产能浪费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2012年,银监会颁布了《绿色信贷指引》,要求银行限制或拒绝对重污染项目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这表示我国正式开始以信贷配给的方式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助力经济绿色发展。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导致重
21世纪以来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迅速,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已达39.8%,位居世界第二。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集中于从企业绩效、创新、生产率等方面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而融资约束作为制约实体企业生产最优和规模发展的关键因素,较少有研究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数字化转型应用数字技术推动组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及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公众与企业沟通环境信息的桥梁,其披露的环境信息被认为是其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体现。然而,我国对于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尚无严格标准和规定,这就导致部分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采取印象管理手段,或对环境信息进行选择性披露来误导消费者认知,这实质上就是公司漂绿行为。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作为企业
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发展绿色经济迫在眉睫,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监督是我国政府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现有的末端治理机制效果并不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金融资本手段不可或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投资、财税、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从而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政策的颁布与执行存在滞后性,政策的执行情况也很难准确地预测与评估,因此,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很容易受到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实施绿色创新发展战略不仅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