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以崔贞熙(1906～1990)的小说《天脉》《地脉》《人脉》和张爱玲(1920～1995)的小说《半生缘》《金锁记》为中心,比较研究崔贞熙和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形象。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所处的社会家庭环境,往往影响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创作态度。本论文首先从崔贞熙和张爱玲的生平入手,考察所处社会及生活经历对于作家的影响。崔贞熙和张爱玲是生活的同一时代的女性作家,对于当时的社会及家族制度的变化有着与男性作家不一样的感受,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和感受这个社会,当然这种感受也就融入到了她们的作品中本论文的重点是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从五篇作品所表现的悲剧形象的本质出发,将悲剧形象分为三类,从这三类悲剧形象中探索崔贞熙和张爱玲两位作家笔下悲剧形象的异同。第一类为希望与现实背离中所表现出的悲剧形象。在社会转型期的韩国和中国,人物的希望与社会制度、社会传统的背离,必然导致他们无法满足自身的愿望。在这种希望与现实的背离中所体现出来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悲剧形象。然而崔贞熙笔下的人物面对这种悲剧的命运,采取的是积极应对的态度；而张爱玲笔下的受到现实压抑的人物反而寻找了另一种精神寄托,那就是金钱。金钱成了他们生命中极为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二类,为家庭牺牲的悲剧形象。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家庭的核心,是支撑整个家庭的支柱,但当一个家庭中男性病弱或是不在的情况下。母亲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子女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崔贞熙和张爱玲的作品中就有一些这样为了家人,牺牲自我,放弃自我追求的人。对于这些家庭成员来说,他们的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然而相似的悲剧形象在两位作家笔下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崔贞熙笔下的母亲充满了母性的光辉,是传统的伟大母亲形象。与之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家长形象,他们为了家人,放弃了自我追求,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然而长期的压抑使他们人格和心理扭曲,反而成为了危害家人的凶手。张爱玲以人物这种极端的性格从另一方面反衬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第三类,新旧思想冲突中显现出的悲剧形象。20世纪初,新思潮特别是女性解放思潮传入韩国和中国,对两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开始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从家庭走向社会,开始追求在社会中的价值。这一时期,女性开始走入学校,走进职场。然而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受儿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制度及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另一方面,新女性自身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她们成长的过程更多受到的是旧思想的教育,虽然他们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开始追求自我,开始反抗旧思想,旧制度,但是他们的反抗是不彻底的,内心潜移默化中仍然受到旧思想的牵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摆脱传统女性悲剧的命运。崔贞熙与张爱玲五篇作品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女性的悲惨命运。通过中韩两位女性作家作品中悲剧形象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韩两国在女性问题上的关注以及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两位作家对于现实及女性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崔贞熙与张爱玲通过描写当时社会现实的残酷以及女性内心的混乱,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