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确立，以成本—收益计算为行为准则的竞争性经济主体日益嵌入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构成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微观基础。冠乎全球的高投资率、高增长率与高企的资本回报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是中国经济的实况，这幅壮丽图景的背后是中国特殊资本形成机制支持下的特别的经济增长稳态。经济体制和经济主体决策模式的变迁为投资行为和资本形成路径的变化提供了注解，从而要求以货币化进程中的转型经济为背景建立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利润驱动的资本形成模式和利润导向的资本形成机制，分析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的互动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理，进而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卡尔多程式化事实与库兹涅茨事实并行不悖，一以贯之于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但是经验事实的归结并不等于经验事实的解释，为什么在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于广度和深度上发生剧烈变动的背景下，货币经济运行的总量特征呈现出持续而稳定的规则性。对此，经济分析史的演进表明，走出卡尔多—库兹涅茨困境的关键在于回归总量，回归货币，利润作为产业或部门之间资本流动进而资本形成的基准，在结构变动与均衡增长路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结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参照资本回报率的要素配置过程。以欧美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为对象的经验研究证实卡尔多事实与库兹涅茨事实的普遍性，反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俨然成为表征卡尔多—库兹涅茨困境的经典案例，要解释中国经验中结构变动背景下的总量规律，同样须走出卡尔多—库兹涅茨困境。本文的主旨正是遵循回归货币、回归总量的分析思路，以货币量值的经济运行模型为框架，以利润率和资本形成为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深入剖析中国宏观济运行中的总量规律与中、长期特征。　　本文首先以基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AD-AS模型作为导引，勾勒货币经济内在的均衡—波动轨迹，揭示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互动对于货币量值建模的启示意义。基于凯恩斯收入—支出等式和剑桥增长公式构建一个货币量值分析框架，细化探索资本动态累积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从利润—资本形成机制角度论证投资资产比是影响经济运行稳态的关键变量，从而将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沿着货币量值分析思路，结合扩展的CC—LM模型、转型经济资本存量调整机制模型和货币化进程中FDI引入激励模型，基于扩展的货币量值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财政、货币政策、FDI等宏观调控措施，通过影响利润—资本形成作用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稳态的机理与特征。以理论分析为指引，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经验和宏观调控实践为对象，应用货币量值分析框架开展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货币经济具有建立在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和资本形成过程中流量—存量互动基础上的内在均衡机制;经济增长稳态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利润率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变动引致投资扩张和资本形成节奏的跌宕起伏表现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遵循市场机制促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存量流量的均衡，是实现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关键。信贷风险与资本充足率构成了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双重约束，制约着货币政策有效性;转型经济的资本存量调整机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地方投资竞争是扭曲存量—流量关系的重要因素; FDI引入是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举措，货币化本身构成FDI的引入激励。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决定了资本形成模式由财政主导型向利润诱导型的转变，中国资本积累的政府主导色彩已逐步淡化，利润驱动角色正趋于加强，高宏观投资率具备较坚实的微观支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须继续推进货币化进程，为引入FDI促进资本形成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投资已成为净出口之外传导外部需求冲击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