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的工业化进程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演绎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持续扩张的工业发展模式也给我国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社会各界对于工业绿色发展转型的呼声愈发强烈。环境管理体制的有效设计为工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打造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各次级政府间环境权责的合理分配关系到环保部门工作效率及环境政策的有效性。然而,环境分权制度在赋予地方政府环境自主决策权的同时,也催生了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导致央地间在环境治理目标上的激励不兼容。因此,从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本身出发,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探究工业发展同生态文明脱节的体制性因素,这对于环境管理体制的优化调整、工业环境效率提升具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8年间我国30个省域层面的样本数据,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具体探究了环境分权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分别厘清总体环境分权以及各类型分权对于工业环境效率的作用效果差异;其次,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各省域的工业环境效率值,并从全国及区域层面进行现状分析;另外,在对我国环境管理体制演化历程系统梳理之上,对我国的环境分权水平进行测算并进行相应的变化趋势分析。最后,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及空间SAR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环境效率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各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也表现出正相关性,然而中西部地区却表现为负的空间相关性;（2）整体而言环境分权降低了我国的工业环境效率;（3）各类型环境分权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环境行政分权对工业环境效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环境监察与监测分权则表现为抑制作用;（4）环境分权的作用效果在区域层面也具有明显异质性,东部地区的总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及监察分权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明显,环境监测分权则表现为显著负面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总环境分权、监察及监测分权对工业环境效率提升呈现为负面抑制作用,而环境行政分权仍表现出正向关系。最后,在前文研究结论基础上,对进一步提升工业环境效率、推动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