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一社会中占据指导地位或具有统治作用的思想学说,它构成了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力量。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的多元多样性、多渠道渗透性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不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混乱和价值体系的分裂无序,寻求中国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秩序的稳定,一个必然的路径是建立既能维护中国网络媒介和现实社会秩序稳定又能被广大网民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即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网络媒介技术形式预先设定了开放、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这使得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质。具体表现为：“脱域机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彰显；“倒U模型”与“网络群体意见”的挟持；信息“协同过滤”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多样性。随着网络媒介越来越广泛的普及和发展,以及国家对发展互联网的高度重视,中国网络媒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发展。一方面,积极创建更多的主流传播媒介和自媒体信息平台,形成国内多功能、多层次的的信息传播集群；另一方面,中国也积极探索对网络媒介信息传播的多维度监管。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在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实现柔性自律与刚性他律(如法律法规的约束、行政手段的采取)的互为补充和多层面信息安全保障。虽然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为各国多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融合创造了更多机会,网络媒介技术自由幻象的背后并非各种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平等交互,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表现为：网络技术霸权与西方强势信息话语权威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多样性对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形成的挑战；网民行为自主性对权威的解构与对主流的策对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同时,中国网络国际传播影响力偏低也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互联网络中发挥更大的价值。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建设因其所依托的技术形式、话语方式、沟通渠道和传播理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提升其在网络媒介的认同力和影响力,在借鉴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和方法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和创新,探寻更适合数字虚拟平台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虽然我们不占有技术优势,但我们可以努力提高自身意识形态强大的对话能力,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不是利用特定技术方式去封锁和拒绝,而是在和多元、多样的意识形态共存环境下相互比较、相互沟通,在尊重、理解其他国家意识形态的存在合理性基础上,努力增强自身意识形态的民族自信和自我辐射能力,从而逐步彰显其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优越性。同时,政府应努力建立和完善“一站式”电子政务,通过塑造高效、公开、透明、自上而下的政府网络形象来切实提升政府网络公信力；中国主流网络媒介应充分尊重网络民意的表达权利,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对话与有效疏导引导网络舆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有效契合网民的行为特质和信息互动特质,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上进行积极创新；在全球性网络信息传播格局中,中国网络媒介应通过积极争取互联网技术的主动话语权、提高对外信息传播影响力、扩大国家合作的开放性等方式,切实提升中国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辐射力和认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