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osexuality一词在中文语境下通常译为“同性恋”或“同性爱”,现多用于指明同性恋者相对稳定的性取向和性倾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社会对同性关系的理解中,homosexuality一词无论从词源学角度,医学用语层面还是社会认知角度来看,都更加突显肉体吸弓(sexuality),而不同于中文译入词“同性恋”中所强调的“恋”和“恋爱”等情感恋爱关系。换言之,homosexuality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同性性欲”或“同性性交”,那么为何译入到中国后,面貌焕然一新?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追根溯源,“同性爱”一词最早于民国初期伴随着先进的知识分子争相译介西方现代科学的风潮传入中国。哪些原因促使“同性爱”话语在民国时期出现并逐渐得到广泛使用?翻译活动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同性爱”话语的演变与民国社会的现代性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同性爱”的译介与民国国民的性别观念、性教育、性别权力关系等问题上是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回答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无疑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中西文化在性、性别等观念认知上碰撞和融合。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勒菲弗尔(Lefevere)的“操纵改写”和刘禾的“跨语言实践”等理论重读民国时期对“同性爱”话语的翻译与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众多的期刊杂志为活跃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见解、展开激辩的公共领域,对于推动社会思潮的变迁及探求民众思想演变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通过收集并分析“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知识库”中探讨“同性恋”的民国期刊杂志文章,本文从翻译研究这一角度对民国时期“同性爱”话语建构提供全新的思路和见解。通过历时性分析这一复杂的历史翻译现象,本研究发现“同性爱”话语在不断译入民国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写、操纵和本地化扭曲。首先,深受日本文化对“同性爱”认知的影响,民国时期“同性爱”的建构从始至终都将焦点放到女性或女学生的同性恋爱关系上,倾向于将女性塑造为感情充沛,重视精神结合胜过肉体相交,这是homosexuality自进入中文词汇后被赋予“爱”、“爱情”和“恋”等意义的主要原因。其次,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同性爱”经过操纵和改写后在民国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一时沾染的习惯和风气,可以得到改正或消除,而不是西方性科学所理解的是一种固有或天生的性别取向、身份认可。最后,由于民国时期男校和女校中同性爱盛行,“同性爱”多认为是男女隔离所造成的,为防止学生走上“同性爱”的歧途,男女同校教育在同性爱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倡。具体来说,民国时期“同性爱”话语译入的发展演变可以简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1年到1920年,在该时期,随着“同性爱”的观念被引进中国,妇女的同性之爱与友谊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始终占据“同性爱”话语的中心地位,此外,“同性爱”开始被建构为性变态,并被改写为男女青年一时的选择,是走向性成熟发展的暂时阶段；第二阶段为1921年到1930年,该阶段见证了关于“同性爱”的激烈讨论,从相对科学、客观的角度看待同性关系的埃利斯(Ellis)和颂扬同性间深厚纯洁的情感的卡彭特(Carpenter)的著作被大量改写为中文,让“同性爱”这一名词翻译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开始对男女同校教育问题大声疾呼；第三阶段为1931年到1940年,在该十年间,“同性爱”血案的出现导致了“同性爱”的社会舆论和态度急转直下,对“同性爱”的恐惧和偏见加剧,社会评价一致转向为谴责批判；最后阶段为1941年到1949年,由于公众对“同性爱”的理解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观念一旦形成、稳定和固化,讨论也随之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