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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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联合国在推广“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后,普惠金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各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领域进行积极探索,通过政府扶持以及完善市场机制等措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我国先后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支持普惠金融发展,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了纲领性的规划指导。国际经验表明,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贫困的发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战场与攻坚地在广大农村以及中西部边远地区。中国藏区是指中国藏族聚集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以及云南五省的藏区,是集边远山区、高原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民族地区。藏区金融排斥现象较为严重,金融普惠程度较低,属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攻坚区域。藏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使得中国藏区具有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在普惠金融关注度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中国藏区这种宗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宗教文化环境对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又意味着什么?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以研究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并以藏区为例,系统分析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体部分可分为四部分,包含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创新之处与启示意义:第一部分(第1章):导论。该部分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其次从普惠金融研究、宗教与经济金融关系研究、民族地区经济金融问题研究以及藏区经济金融研究四个领域总结梳理了现有相关文献,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最后概括总结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两方面。第二部分(第2-3章):基于供需视角,创新性地在传统信贷服务供需模型基础上引入社会环境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以家庭微观数据为基础对这种影响机制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第2章:本章系统分析了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业产生与宗教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最早充当货币的物体的权威性源自于宗教所赋予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早期的金融活动也是源自于宗教组织。其次,将社会环境因素引入信贷供需模型,从而建立了宗教文化因素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因素、财富规模与价格水平又共同影响着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直接影响社会环境变量,同时通过影响人们在世俗世界对待财富的态度,从而间接影响社会的财富水平,最终会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最后,通过文献梳理概括了包括整体社会经济态度、宗教有形载体与微观市场主体三个宗教文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渠道。主要结论:基于金融服务供需理论,宗教文化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定渠道影响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从而间接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第3章: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作用机理的存在性。本章以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金融服务需求者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特征、主观态度、家庭主要财务成员个人特征以及家庭住所的地区特征等因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均具有显著影响,宗教因素除对储蓄包容性有显著影响之外,对贷款包容性、投资服务包容性并不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但是,宗教因素对家庭收入特征、主观态度有显著影响,并会通过影响这些因素间接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尽管影响系数比较小但却是高度显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介影响渠道的存在性或者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中介传导影响理论是不被拒绝的。第三部分(第4-6章):该部分内容系统论述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对藏区宗教文化环境与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并创新性地对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系统分析了宗教文化因素对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检验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宗教文化环境这一重要特征,为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第4章:本章作为藏区背景资料,对藏区经济社会特征、宗教文化环境与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与分析,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以藏区148个县为研究对象,对藏区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测度。资料显示,藏区恶劣的地质气候条件、较高的文盲率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在大量财政扶持与优惠政策带动下,藏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且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藏区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所体现了其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藏传佛教以其特有的价值理念指导与影响着藏区民众的社会经济活动。藏区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每个营业网点服务半径大,从而严重影响藏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同时,较低的储蓄存款余额占GDP比例与贷款余额占GDP比例也间接反映出藏区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率较低的事实。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结果显示,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县域之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第5章:本章主要目标分析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检验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基于现实数据与文献资料,分别从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资源、意识形态两个角度论述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然后,将宗教文化环境纳入因素体系,分别采用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影响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影响方式,一方面,藏传佛教所倡导的出世理念对现代经济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制约了有效金融服务需求的形成;个别地方存在的寺庙金融活动对正规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围绕寺院形成的集市贸易、藏区特有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藏传佛教所具备的道德规范作用使得信众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益于金融发展诚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理念与佛教所倡导的“普度众生”思想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有利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在藏区的宣传推广。除经济基础外,影响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政府规管与宗教文化环境。政府规管对处于低分位点的县域的作用效力更强;宗教文化环境对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既存在负向制约影响,也存在正向激励作用,而且相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高低分位点的县域,宗教文化环境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间水平县域的影响系数要更大。第6章:本章在前两章分析结论基础上,总结了藏区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并以藏区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为前提,从促进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藏区特有的经济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约束下,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体现在落后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缺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利社会环境以及金融供给主体单一,金融服务覆盖面低四个方面。藏区普惠金融发展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重视宗教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趋利避害,因势利导,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障,以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为根本。第四部分(第7章):总结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探索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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