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钵是北方民族游牧生产生活习俗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捺钵的本意指辽帝四时游猎中岁以为常的“行在”。因为皇帝在行在所处理政事、颁行政令,因此捺钵承载着国家会议国政、接见外国使臣、受纳聘礼、校猎讲武等多种活动的举行,这就使得捺钵在其原本行在之意的基础上,附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外延拓宽,成为辽朝一种固定的政治形态。辽太祖阿保机在建立辽朝前后,四季游猎往来于四楼之间的行为,是太祖沿袭北方游牧族群习俗的表现,是辽代捺钵的初始形态。太宗至穆宗时期的捺钵活动并无规制,但在不断变动中有了相对固定的处所,辽帝行迹常常能与捺钵地合为一处,捺钵开始由原始的部族游猎习俗不断地向具有新的内涵意义的捺钵转变,捺钵这种政治形态已然发展起来。景、圣两朝四楼域春捺钵仍处于常态,然由传统春捺钵区域趋向于非传统春捺钵区域已成为事实,尤其是因与北宋关系的改变以及经略东北边疆生女真诸部的需要,春捺钵逐渐由延芳淀域转向长春州域;夏捺钵从怀州、奉圣州、庆州转至炭山、永安山一带;秋捺钵则一直延续传统,在庆州诸山和炭山地区;冬捺钵也由景宗朝、圣宗统和二十五年之前的以战争为备的南京域为主逐渐转向中京以及广平淀及其附近,至此,捺钵地点的固定化趋势加强,捺钵作为辽朝的一种政治形态已经基本确立起来。兴宗朝至天祚帝时,捺钵地点大都延续圣宗朝后期,四时捺钵活动平稳有序,从无间断,捺钵这一固定的政治形态成熟,成为“有辽一代之大法”。捺钵营地的建置与构造、随行人员的构成与职责、捺钵物资的供应与运输都是捺钵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捺钵地是辽帝及其随行人员居住、处理政事、祭祀以及与外交往的活动场所,其所关涉的不仅是捺钵的基本形制,也反映出作为高度杂糅中原政治和北方游牧传统的辽朝政治文化特征。皇族、后族、臣僚等随行捺钵,不仅凸显出辽朝特殊的施政特色,也充分地体现出捺钵的政治功用。同样,捺钵的物资供应和运输也成为一种杂糅草原游牧制度和汉地传统制度的混合体,既吸收中原地区物资供应的制度因素,又保有本民族惯有的生产生活习俗。可以说,捺钵的运行在辽代捺钵中占据首要位置,也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辽代捺钵时行政官署随行,国内政务因之有序开展。夏、冬捺钵期间召开的北南臣僚会议是辽朝最高议事决策机制,涉及官员的任选、经济政策的制定、军事事务的商议等国家层面的政务。五京留守、节度使等地方大员皆赴捺钵地觐见辽帝,述本职功过、陈朝政得失。捺钵地还是辽朝处理属国属部事务的重要场所。此外,诸如辽帝的即位、道宗时的重元之乱、头鱼宴上阿骨打拒舞等重大政治事件也都发生于捺钵地。捺钵地还是辽与北宋、西夏、高丽进行往来活动的重要场所,凡朝贡、往贺生辰、正旦、吊慰等使臣的往来以及相关事务的商议、重大礼仪活动均于此进行。捺钵的确立,也使得辽朝军事议会的召开呈现出程式化、规制化的特点,夏、冬捺钵时北南臣僚会议中的军事议程成为辽朝有规律的、有一定程序的最高军事议事决策机制。捺钵期间诸如飞放、游猎、射柳、击鞠等各项活动对契丹兵士军事素养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强化了契丹本民族意识。扈从侍卫作为捺钵时护卫辽帝的亲信军队,由于接近权力中心,在辽朝政治舞台上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作为辽朝重要政治形态的捺钵,在维持统治、保持和发扬本民族固有的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其政治功用是整合与发挥了社会管理职能,强化了契丹人的民族意识,是对辽朝政权的整体掌控,在辽代政治舞台上牢牢占据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