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继位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基本奠定了唐在边境的立体防御体系。然而,自唐高宗开始,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便开始出现滑坡。高宗之后,唐朝的政局就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之中,东西两线的边防均开始崩溃。面对日渐败坏的边防,唐朝统治者也开始寻找解决之道。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以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以卫西境,从此开始了节度使镇边的历史。玄宗即位后,节度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天宝初年,九节度镇边的局面己经形成。随着边境战争的扩大,以河西、陇右为中心的西部地域集团和以范阳、卢龙为中心的东部地域集团开始出现,并展开了对朔方、河东两镇的争夺。最终,东部大军区的代表人物安禄山获得了河东镇,并得到了朔方镇的同罗军队,成为了实力冠绝天下的第一大强镇,从此有了发动叛乱的实力。安禄山为了获得玄宗的宠信,同太子、宰辅、西部边将的关系都极其恶劣,随着玄宗日益衰迈,安禄山越来越担心玄宗死后自己的处境,因而有了发动叛乱的动机。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节度使出现的背景。太宗时灭东突厥,基本稳定了东部边境,又通过在西部的一系列战争,基本建立起了天山以南的立体防御体系。高宗时期,东灭高句丽,西灭西突厥,表面上彰显了极强的军事实力,但高宗朝的边境控制力己经有所下降,主动放弃安西四镇便是军事实力下降下的无奈选择。武曌、中宗、睿宗时期,虽然偶有胜利,但边境已经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职业兵长期戍边是惟一的选择。第二章通过玄宗朝的边境形势来梳理了玄宗改革兵制、设立开元九节度的过程。在玄宗朝,吐蕃、突厥、突骑施及东北两蕃的威胁最大,玄宗为此采取了两个措施,即改革兵制和设立节度使,并且每个方向上基本都有着实力相当的两个镇,使其相互制约,以免地方势力的扩大。但在实际的战争中,各镇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地域集团的形成己经是必然。第三章主要从中央宰辅的变革分析了玄宗在开天时期政策的转变。从玄宗即位开始,宰相任用的原则就是不久任、有主辅,但张说以后,主相辅相就一直未曾明确,为了争夺主相,宰相间的关系长期不协。本来,这是玄宗为了防止权相出现而主动采取的政策,但宰辅的长期不和也使得玄宗不胜其烦,主动放弃了这一政策,之后李林甫、杨国忠久居相位,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玄宗懒政,在中央的表现是对于宰相放权,在地方的表现是对节度使放权。第四章则从玄宗用人的角度来看天宝年间蕃将节度使的崛起。梳理开天年间各镇历任节度使,可以看出在开元年间,节度使的调任十分频繁,在一镇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四年,且只有安忠敬一位蕃将曾短暂担任过节度使;到了天宝年间,节度使长期任职的比例大大提高,21位节度使中有12位在一镇任职超过四年,而且在天宝年间担任过节度使的5位蕃将任期均超过了四年。从天宝六载开始,蕃将势力全面崛起。第五章主要结合边界战争和玄宗懒政,分析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朔方、河东的争夺。边界战争的频繁化与扩大化造成了节度使的兼统,玄宗的懒政又造成了节度使的久任。边界战争最多的东西两境,自然便形成了两大地域集团。随着边境形势的好转,原本位于前线的朔方、河东两镇也成为了内地藩镇,就成为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争夺的目标。最后的结果是东部地域集团得到了河东镇,朔方镇则从西部地域集团独立出来,这样,东部地域集团就压过了西部地域集团,成为了唐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唐玄宗对安禄山专宠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安禄山为难得的骁将,虽然史籍记载无多,但依然可以从残存的蛛丝马迹看出安禄山能够担任幽州节度使绝非幸致;二是安禄山与唐玄宗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众所周知,玄宗不但对音乐有着的狂热的爱好,还有着极高的造诣,恰恰安禄山也有着相同的爱好;三是安禄山在中央并无势力,除了玄宗外几乎和所有势力交恶,尤其是和太子毫无瓜葛,这是玄宗希望见到的。但这也正是安禄山最终叛乱的原因。总之,玄宗后期的懒政,在中央造成了权相的出现,在地方则造成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形成。东西两大地域集团几经争夺,终于确定了东部地域集团的优势地位。东部地域集团的代表人物安禄山为开元后期崛起的新贵,在朝中毫无势力,所依靠的只有玄宗一人,与太子、宰相、西部边将都存在着矛盾,因此有了叛乱的想法;东部地域集团的优势地位又使得他有了叛乱的实力,这些都使得安禄山的叛乱成为了必然。安禄山的叛乱,归根到底是玄宗朝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演进过程中权力失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