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从落后的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与引导者,2019年全国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达到了 30%左右。在全球现有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人口红利优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较轻的人口负担下,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市场贸易和分工,我国融入到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过低劳动力成本等一些不合理现象日益受到管理当局的重视,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中影响最广泛的便是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规定了企业雇佣员工所应支付工资的最低下限以及各地区最低工资的最长调整时限,最低工资的不断调整动态地反映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过程。劳动力成本支出占企业总支出的比重逐年攀升,直接侵蚀了企业的利润基础,并且劳动保护的不断加强也限制了企业调整雇佣结构的能力,加大了企业的生产调整难度,使得企业在面临不利冲击时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基于投资替代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以及金融现金持有理论等有关理论支撑,企业会基于逐利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投资金融资产,达到盈利目标要求,节约现金流开支,以改变企业所面临的不利处境。具体地,本文通过在人社部与地方政府网站手工收集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数据,对劳动保护增强是否促进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特征、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因素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确实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金融化倾向。进一步地,本文从“逐利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两方面考察了劳动保护加强促使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盈利能力较差和经营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这分别支持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逐利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假说。此外,本文还发现,在低收入员工占比高、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弱、企业负面冲击抵御能力差的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企业金融投资倾向随最低工资提高而显著增强,在其他类型企业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本文还证实了最低工资提升会使企业削减投资支出、降低企业的主营业务增长率,而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充当了挤出企业投资与降低企业业绩的中介作用,表明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侵害了企业未来的投资机会。本文的研究除了为劳动保护的经济后果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补充之外,还为政策制定者在出台劳动保护政策方面提供了新的启示:政府部门在制定劳动保护措施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给予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较大的企业一定的扶持措施。其次,政府部门在制定提振经济发展的措施时也应当考虑到这些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配套出台抑制企业不良金融投资行为的举措,防止资金从产业部门流向金融市场,降低资金的利用效率、违背政策制定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