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汪伪汉奸,尤其是作为该政权支柱之上层汉奸的研究。以群体的视角对汪伪上层汉奸展开考察,是剖析和认识汪伪上层汉奸的有效途径。汪伪上层汉奸群体的产生与存续有着特定的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政治基础方面,汪精卫集团由非正式汉奸群体向正式汉奸群体的过渡为这一群体的产生提供了雏形样态和仿效范例；汪伪政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与政治机构的架设,为这一群体的创生与发展制造了组织和人事条件；特定时代的国、日、伪三角关系,则为这一群体的存续提供了政治结构空间。经济基础方面,日本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接济为这一群体的前期活动注入资金,而沦陷区畸形经济的运转和对沦陷区农工商业的掠夺,则为伪府建立之后这一群体的活动输入了财源。文化基础方面,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结构性侵蚀和边缘畸变,三民主义之分衍流质与结构性裂变,日本侵华论调之结构性回应等诸多因素,为这一群体塑造自身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可能。通过资料的收集,从姓名、性别、籍贯、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任职履历、原属政治集团、出任汪伪职务年龄、人生结局等多个方面可以绘制出汪伪上层汉奸群体主要成员基本情况表格。进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可以从平面结构上展示出这一群体的基本结构性特征。这些基本结构性特征在性别比例、籍贯布局、家庭出身实况、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深度、派系关系分布、政治活动能力年龄匹配度、人生结局状况等方面均有具体层面的表现,为认识汪伪上层汉奸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信息和必要的前提性素材。汪伪政权上层汉奸群体的思想状况需要从官方文本思想和非官方文本思想两个层面展开考察。在提倡“曲线救国”理论、构建伪三民主义的指导思想、高喊“和平反共建国”的政治口号三方面,汪伪高层汉奸们构筑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然而其实质却是民族投降主义理论。这些只是汪伪上层汉奸群体为自己披上的冠冕堂皇的对外意识形态面纱和舆论宣传遮羞布。从非官方文本思想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解剖,发现他们在价值认同上并非真的想要曲线救国、并非真的信仰伪三民主义、并非真的相信能够实现“和平建国”,这才还原了这一群体精神世界的真实面目。汪伪政权内部各政治集团和派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和边际关系,这一群体行为关系特征是失范型的。从历史渊源上看,上层汉奸们出身不一,成分不同,来源有异,这为他们行为关系之走向失范带入了自然胎迹；从现实情形上看,上层汉奸们诉求不一,利益不同,欲望有异,而这又为他们行为关系之走向混乱带进了实在因子。再加上个人矛盾,性格差异,情绪对峙等诸多因素,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分而治之”政策之火上浇油,致使伪府高层们行为乖张,相互冲撞,陋相倍出。矛盾、倾轧、冲撞、斗争、失范等等字眼生动的描绘出汉奸头头们编织出的行为关系图。分析汪伪政权内部主要派系包括汪派、临时派、维新派、公馆派、CC派、地方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汪派与临时派之间貌合神离,汪派与维新派之间明争暗斗,公馆派与CC派之间势同水火,地方派时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动作,而这些都鲜明的反映了汪伪上层汉奸群体失范型的群体行为关系特征。总而论之,虽然汪伪上层汉奸群体具有较高的群体知识素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这是一个富有生气的精英群体,甚至能够构成一个政权的上层统治力,但这一群体却形成和拥有着结构性撕裂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作为这个群体灵魂和核心生命力的思想和精神结构是撕裂的,作为这个群体实践活动之内在组织支持系统的行为关系结构也是撕裂的。一方面,撕裂的结构性缺陷必然导致群体整合功能的极度低下；而另一方面,撕裂的结构性缺陷必然导致群体优化组合的终极性失败。从内部机理上讲,结构性撕裂的群体本质属性是该群体最后命运走向崩溃所生发的自身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