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和发生几乎同步,这就意味着电影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的产生时间是一致的,它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人提供了体验“现代性”的场所,塑造了银幕上的“现代人”形象。作为一种现代大众媒体,电影一头联系着从事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头联系着都市观影大众,因此包涵着多义的“现代性”诉求和丰富的阐释空间。早期电影界的先驱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习如何将塑造符合民族大义的“现代人”这个宏伟目标与电影这个新兴媒体的表达形式与观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在这个充满偶然和裂隙的过程中,银幕上的“现代人”在都市与乡村、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各种坐标中艰难定位,其形象的呈现和演变一直处在塑造、观看和言说的核心,并引起了各种因认同和想象的差异而产生的焦虑。本文通过考察以中国早期电影(1921—1937)为核心的视觉文本和文化,来探讨“现代人”形象在电影文化中的演变和重塑,以及在民族危机当中,中国的“现代性”体验和诉求如何在电影叙事和视觉形象中得到想象和重组。本文综合文化研究、电影叙事学以及电影本体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以“现代人”形象为切入点,研究对象包含电影人、电影作品及其接受和批评,探究中国早期电影文化与现代性的关联。与电影史的写作不同,文章并非严格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来组织架构,也不试图用我所关心的议题囊括早期电影的全貌,而是遵循议题的相关性和历史的复杂性,沿用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思路,立足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以点带面地铺叙展开。全文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分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对1921—1930年的重要电影作品和事件进行考察和分析。第一章在提出有关1920年代媒体文化研究的尴尬境遇之后,分析了早期短片和最早的都市电影所塑造的“现代人”形象,发现其中经历了对都市从认同到疏离的过程。当时包括电影在内的都市媒体在塑造“上海人”和“都市人”身份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章通过第一代电影女明星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表明了1920年代的早期电影并非与“五四运动”毫无关联。这些最早的“摩登女郎”和“新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和人生演绎了都市传奇,续写了中国“娜拉,,出走之后的故事。但无论是早期的银幕都市人还是电影女明星,直处于大众观看和媒体言说的核心,他们所代表的“都市现代性”在引起大量关注的同时,也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各种不适、威胁和焦虑。第二部分(第三章)以现存的四部上映于1931年的影片为分析对象,探讨这个过渡时期的“现代性”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间的徘徊,以及这些影片所塑造的“现代人,,的挣扎。以往的电影史书写过于强调中国早期电影自1932年之后由于“新兴电影运动”(或“左翼电影运动”)而发生的转变,而本章的讨论则试图通过从转变前夕看似“断裂”的断面中寻找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与现在的电影史论著进行对话。第三部分分别从男女主人公形象来探讨1932—1937年“左翼电影”对中国‘现代主体”的塑造。第四章以三部影片和两位女明星的自杀为重,集中展现了左翼影片中的“·新女性”内涵如何从“五四”时期追求自我解放的个人主义诉求演变到左翼所理想的、以国家民族诉求为目标的集体主义,以及这种转变如何既利用又遮蔽了真正的性别正义问题。第五章则梳理了左翼电影所理想的男性现代主体形象。他们经历了青春的激情和幻灭,在恋爱和革命的矛盾纠葛中走向集体、走向革命。左翼电影通过一系列性别叙事、青春书写和英雄塑造的策略将现代青年召唤成革命主体,用集体主义的诉求替代个人诉求,以希冀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去武装和改造挣扎在都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中国“现代人”,使“现代人,,从个人化的、复数、多义甚至矛盾的形象转变到集体的、一致的、甚至无性的统一而大写的形象。然而由于电影媒体本身的都市化和商业化特点,左翼人士的这种召唤在转化为电影语言后往往偏离其初衷,从而产生了左翼知识分子对这些电影和形象的认同焦虑。这部分地导致了左翼掌权之后实施更加严厉和全面的意识形态教化。本文认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当中的“现代人”形象和现代性诉求曾引起了多种认同焦虑。他们经历了1920年代初对都市的震惊体验,接受了都市媒体对他们的“都市现代人”身份的召唤和塑造,以及1930年左右过渡时期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化之间的彷徨和挣扎,终于在1930年代被规训到一种强势而相对同质的诉求当中。但是在这个从“都市现代人”到“革命现代人”的演变当中,电影语言及其商业本质在不知不觉当中偏离、改变和塑造了这种看似确定的轨道,个案分析和文本细读常常呈现出溢出历史书写的历史真实,“现代人”形象永远是复数、多义甚而矛盾的。正如现实生活一样,个人无法根据一套教条思想进行全面预测或者操控,否则将失去其全部真实性和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