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孔子，人们往往会浮现出一位凄凄惶惶到处奔波的身影，孔子曾周游列国，历经磨难，多次遇险，无论是对孔子的人生或者政治际遇，还是对于儒学的历史命运，它或许都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周游列国时期恰好是孔子学说蜕变、升华的重要阶段，他经历丰富，眼界开阔，思想深化，都离不开这一时期。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孔子最为后人所“记忆深刻”的事件可以说就是“陈蔡绝粮”。这个事件后来记载较多，本身有一定的认识难度，因为“陈蔡绝粮”绝非一般人所想的单纯的个体事件，而与孔子的理想追求、思想特质及整个古代儒家文化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孔子之所以会在周游列国时期遭遇“陈蔡绝粮”之厄，与其所处环境密切关联。春秋末年鲁国虽然沦为中小国家，但其长期保存着礼乐传统，孔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受到熏陶，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最直接来源。孔子以恢复文武之政为己任，毅然在私家势力盛行时期，担负振兴鲁邦的责任。时值鲁定公时期，定公文韬武略，重用孔子，孔子正人心、移风俗，也曾使鲁国风气一度清正。然而，在采取了一系列弱私家的措施之后，“三桓”的存在根基被触动，与孔子的矛盾便愈来愈深，最终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孔子的王道政治思想虽不容于鲁，但孔子认为他国必有贤明之君，于是开始踏上了“谋道”的艰辛行程。因此，“陈蔡绝粮”成为了孔子颠沛的人生命运中的历史必然。在历史典籍中，关于孔子的言论记载不少，而“陈蔡绝粮”是篇幅较长、可读性强的一个重要记载，同时它也最为常见，并且在先秦至两汉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中都可以找到相关内容。《孔子家语》中就保存了大量关于“陈蔡绝粮”的史料，然而，由于人们长期的怀疑，《孔子家语》中的材料被人为忽视，遂认为《孔子家语》中的“陈蔡绝粮”记述是合众文而成，属于文献流传中最为末端的记载。其实，通过认真比勘《庄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早期的典籍文献，可以明显看出“陈蔡绝粮”的文献记述和流传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绝非单线程的直线传承，而是多线程多方式的流传，客观上也为《孔子家语》验明了“正身”。也就是说，《孔子家语》与其它记载应同出于一源。各种材料互异，应该是后期传流中对材料的整理、编纂的不同而造成的。“陈蔡绝粮”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是孔子政治命运的重要象征与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命运的象征。孔子政治上不得志，一生栖栖遑遑，周游途中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不可胜数，但孔子志怀高远、乐观积极，对于理想坚毅不挠、守死善道，不为贫贱所改，充分体现孔子谦谦君子的品性。他躬身力行，一生践履，时刻满怀对道德、理想的殷切追求，却从未怨天尤人。历来知识分子在不得志之时，亦常以孔子的遭遇相比附，以期自励，这已内化为国人可贵的道德品质。孔子思想的来源是多样的，其形成过程自然也是动态演变的。“陈蔡绝粮”事件可以视为孔子人生境界的缩影，是体现孔子思想升华的真实写照，孔子晚年概括自己达到“耳顺”、“不逾矩”的境界，正是其对于君子风貌、天道性命的切实体验。孔子一再强调的“穷通”之理，正是对天人之间相分又相合哲学的深刻体知。这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面对困厄，孔子讲求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反己内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待着新的“时遇”。孔子晚年整理《周易》撰写《系辞》，集中体现着孔子晚年的精深思想，对《周易》中的“圣人之道”的体会，也表明孔子达到了“圣人”的境界。细致考察“陈蔡绝粮”事件，不仅能复原史实的真相，而且对其背后的学术史意义、文化象征意义可有更为深刻的认知，使我们对中国古典典籍传流，孔子及其思想和早期儒学特质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