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发现并证实了控制性大股东的存在。我国为了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保证国有股权依照国家产业政策在股份公司拥有控股地位(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为了满足监管部门的上市要求，大部分的上市企业都采取了剥离非核心资产的改制模式，而整体改组的比例较少。上述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造成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虽然大股东控制可以有效提高对公司经理层的监督，避免股权分散情况下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但是由于大股东有其自身的利益目标，大股东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获得公司共享收益的同时，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这就导致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不再是只考虑公司绩效最大化，在大股东的控制下，其决策更是出于大股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股权终极所有者缺位，大股东代理人成为大股东控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股东代理人的薪酬往由薪酬董事会制定，表现为刚性较低的特点，缺乏对公司业绩的考虑。终极大股东及大股东代理人为了获取私人利益，不惜做出损害上市公司整体价值的投资决策，从而导致公司非效率投资，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为有效缓解终极大股东及大股东代理人为获取私人收益而损害公司价值这一行为，股东必须寻求有效的治理机制。本文选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0年的工业制造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20%的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将数据样本按照大股东控制方式的不同分为央企样本、地方企业样本和民企样本，并各自引入资本投资模型和非效率投资模型进行研究。通过资本投资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大股东控制下的央企、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司投资都是非效率的，但是地方企业较央企和民企更为显著。通过非效率投资模型研究表明：①大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越严重，但央企非效率投资的敏感性低于地方企业以及民企的上市公司；②高管薪酬与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即高管薪酬越低，过度投资越严重，同时地方企业较央企以及民企表现的更为显著；③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越大，高管薪酬与非效率投资负相关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