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日语教育界愈发关注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日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修,2008)。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跨文化接触的经历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对于日语专业的学生而言,与日本外教间的交流是他们跨文化接触经历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与外教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并非都能够加深学习者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理解,也有可能使学习者产生跨文化交际焦虑心理,甚至是产生跨文化冲突。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如何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前,首先有必要研究当跨文化冲突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并积极应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把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看做是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中国日语教育领域中与跨文化冲突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本论文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大学的日语专业学生和在中国执教的日本外教之间发生的跨文化冲突上,通过对冲突内容的收集,有针对性地发掘中国日语学习者的冲突归因和解决策略选择模式上的特点,同时探究冲突归因对解决策略的影响。为此,笔者在综述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3个研究课题,分别是①制作适用于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测量跨文化冲突归因和解决策略的问卷；②探究学习者的属性(性别、学年)与跨文化冲突归因和解决策略的关系；③探究学习者的跨文化冲突归因对冲突解决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首先对22名日语专业大学生和8名日本外教进行了访谈,目的是收集制作问卷所需的冲突事例。然后采用KJ法对访谈结果进行了质性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选出了3个典型事例,并将其故事化。这3个情景分别是,情景1：学生把老师当朋友反被老师教育的情景(与距离感相关的情景)；情景2：学生请客却被老师拒绝的情景(与请客习惯相关的情景)：情景3：学生对老师批评中国的言论感到不舒服的场景(与对中国的认识相关的情景)。然后,参考加贺美、大渕(2004)的问卷,在以上3个情景下,分别设计了关于“归因”的问题,包括“归因于学生”、“归因于老师”、“归因于文化”,以及关于“解决策略”的问题,包括“对抗”、“协调”“服从”、“回避”。调查问卷制作完成后,笔者以228名日语专业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关于跨文化冲突归因和解决策略的问卷调查,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散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如下所示：第一、在与距离感相关的情景(情景1)和与请客习惯相关的情景(情景2)下,学习者对“学生”和“文化”的归因较强,对“教师”的归因较弱。同样,在情景1和情景2下,学习者倾向于选择“协调”和“服从”策略,而较少选择“回避”策略；在对中国的认识相关的情景(情景3)下,学习者对“教师”和“学生”的归因较强,对“文化”的归因较弱。同时,在这一情景下,学习者倾向于“协调”策略,而较少选择“对抗”策略。第二、在与距离感相关的情景(情景1)和与请客习惯相关的情景(情景2)下,男性倾向于对“教师”归因。在对中国的认识相关的情景(情景3)下,男性倾向于选择“对抗”和“协调”策略。在与请客习惯相关的情景(情景2)下,女性倾向于选择“服从”策略,而在对中国的认识相关的情景(情景3)下,男性倾向于选择“服从”策略。第三、学习者的年级与冲突归因和解决策略的选择间并无显著关联。第四、归因于“教师”的学习者倾向于选择“对抗”和“协调”策略,而较少选择“服从”策略；归因于“学生”的学习者倾向于选择“服从”策略,而较少选择“对抗”策略。而归因于“文化”的学习者,在与距离感相关的情景(情景1)下倾向于选择“对抗”策略,在与请客习惯相关的情景(情景2)下倾向于选择“协调”策略而较少选择“服从”策略,但是在对中国的认识相关的情景(情景3)下则倾向于选择“服从”策略。基于以上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在日语的跨文化教育中应当考虑学习者的性别因素、不能只重视日语语言能力的培养、亦不能将跨文化冲突过度类型化,应基于具体情景开展跨文化教育等建议,希望本文能够对今后我国日语教育领域中跨文化冲突教育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