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住房改革起于1980年,此前我国长期实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住房成为政府和单位向职工提供的一种福利。这和当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2%提高到2019年的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4.38%。住房改革主要目的是解决各时期住房矛盾问题,而住房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会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导致住房制度改革在不同阶段应对方式不同。住房体制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分配方式决定受益群体,而受益群体大多又以住房资源获得为表现,最终形成不同改革时期住房分层结构。为此,本文从住房制度变迁视角来探讨不同时期住房分配机制对住房分层形成影响。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结合当前我国住房改革现状,利用CHIP1999和CSS2008、CSS2013和CSS2017调查数据对我国不同时期住房状况进行分析,采用潜在类别模型来确定不同改革阶段住房分层结构特征。根据住房制度、社会流动和住房分层等理论划分我国住房改革所历经的几个关键阶段,并利用体制约束再分配因素和市场因素两种主要分配机制来探讨住房改革对住房分层的影响机制。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实证不同改革阶段住房分配机制影响因素变化,以及住房结构与住房分层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住房制度改革在解决以市场机制为代表的商品房和体制约束再分配机制为代表的保障房分配不平等矛盾问题上提供实证参考。本文研究结果如下:（1）根据住房数量、住房面积、住房产权和住房类型可将城市居民住房分层划分为“三阶五级”式结构。具体有无产权房阶层、保障性产权房阶层、自建房产权房阶层、商品房产权阶层、优质产权房阶层五类。（2）从住房分层结构的历史变迁看,城市居民住房整体形态呈现不断优化趋势,由“尖锐性”趋向“橄榄型”转变。这表明我国城市居民整体的住房差距在慢慢缩小,居民的住房状况得到不断改善。上层优质产权房总体占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我国城市居民住房状况随着住房改革深化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而底层的租房群体比重经历了先升后降两个阶段,这和我国不同住房改革阶段的改革特点有关。但这并不代表这租房群体就没有产权房,只是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涌入城市,这部分人群在城市或许没有产权房,但在农村老家通常会有一套农村宅基地住房。（3）通过对体制约束再分配机制、市场因素和其他相关变量对城市居民住房分层影响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住房改革时期体制约束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对居民住房获得影响程度不同。从侧面实证本文最初对住房改革四个阶段的划分以及相关特点的描述。即体制约束再分配机制对住房获得显著性历经由强到弱再到强的过程,但受益群体由体制内转向中低收入体制外群体,同时对不同阶层居民住房获得调控针对性更强;而市场分配机制慢慢确立主导地位,教育、经济能力对住房获得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住房改革后期体制约束因素变强,更多作用在保障住房上,目的是为克服市场机制深入发展导致住房分配差距扩大的弊端,这也是我国住房改革在回归住房居住属性时期的显著特点。此外,户籍、教育等因素对住房获得影响也越来越显著,户籍制度改革,教育的投入也可能是今后住房改革关注的重点方向。住房分配机制是为改善居民住房状况服务,因此不同阶段两种分配机制对住房分层调控是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规律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为了保障住有所居,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住房改革要“因时因地”而异,尊重城市发展建设规律;坚持“房子是用来住房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国家定位;加强对保障房进入、退出机制的完善建设;逐步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完善相关房产税收制度,加快住房长效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