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中的大龄单身女性被冠以“剩女”称谓，引发媒体关注与公众热议，并作为社会问题进入学术讨论的视野。本文以“剩女”现象为研究对象，理清“剩女”概念的含义，呈现“剩女”现象发展趋势，并以社会学方法探究“剩女”问题的发展脉络、形成机制以及影响因素，为公众理解和认识这一社会热点现象提供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的视角，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缺。　　“剩女”代指现代城市中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具有主观婚嫁意愿的单身女性。这一称谓于2005年前后初现与网络论坛，并在随后的讨论中不断被注入新的意涵，在2008至2010年间，“剩女”现象受到大众舆论的广泛关注，逐渐发展为备受争议的社会热点问题。如今，“剩女”业已成为一个社会观念事实，被广大公众认知和接受。　　“剩女”问题产生于婚龄人口性别比例偏低的人口学背景下，在“剩女”现象被热议的2005年至2010年间，我国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以及城市婚龄人口性别比偏低，适婚年龄段的女性绝对数量大于同龄男性，整体呈现女多男少态势。可以认为，“剩女”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人口结构因素基础。　　社会结构变迁因素是造成“剩女”现象的一个主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以现代性为方向的变革。此间，更多女性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拥有职业生涯、个人生活空间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们追求独立自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高质量的恋爱和婚姻关系。但与此同时，现代城市中生存竞争激烈，职业活动对人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强关系被分散、短暂而表面化的弱关系取代，传统的血缘地缘联系让位于业缘关系。现代城市这些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令她们难以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在恋爱婚姻领域遭遇困境。　　“剩女”问题也是公众舆论建构的结果，是一个带有污名化性质的标签。媒介和舆论在探讨“剩女”概念的过程中，将界定“剩女”的年龄标准年轻化，把婚恋困境的原因归结为“剩女”自身择偶要求太高，过分挑剔;把女性建构为婚姻市场上等待男性选择的附属品，将“女大当嫁”、“男尊女卑”的逻辑加诸于“剩女”群体;将属于女性私人生活的婚恋问题无限放大，置于公众的窥视之下，并在呈现“剩女”群像时失之客观公允。“剩女”群体经历公众舆论的制造、界定与呈现，这一过程即是建构“剩女”标签，并将新时代中“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单身女性”贴上标签的过程;而“剩女”标签或者说“剩女”话语的生产，实质上是一个权力生产过程。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胶着角力的时代背景下，言论高度自由的网络空间和敏感的大众媒介捕捉到了“剩女”这个运作权力的领域，通过制造“剩女”标签以及相关的权力话语，将传统的性别秩序和婚姻家庭模式加诸于现代城市中的单身女性，试图维护这些趋于消解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