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溢出程度和投资规模优化等问题,学术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以此为题,力求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探索实现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最大化的路径。本文先界定了基础设施的涵义,指出本文所研究的基础设施,是专指通过具有网络特性的传输系统提供服务的狭义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特征；然后归纳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乘数效应、成本效应、国际竞争效应和结构效应。文章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浙江省11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并构建模型运用一阶广义矩阵估计法(GMM)对浙江省11个地区1990-2009年问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整体上表现显著,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TFP增长的溢出效应在1%水平下表现显著,仅能源基础设施不显著。在两组面板数据研究对比中还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逐步加强,其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增大。控制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作用比预期的效果要小。人力资源和FDI对浙江省TFP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TFP增长有着弱显著性;对外贸易及政府支出对TFP增长影响不显著,且表现为负效应。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浙江全要素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诱发论”和“压力论”都是片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要“均衡”发展,基础设施部门要与直接生产部门协调发展。文章提出,当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小于8%时,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为最优状态。在基础设施投资均衡状态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正确的选择应当是根据直接生产部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作出不同的投资决策：在初生期,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要超前于直接生产部门；在发展期,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比例应逐步趋向于合理系数k；在成熟期,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要趋于稳定,以设施维护、资本重置为主；在转型期,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结构要随着直接生产部门的转型而发生变化,特定基础设施的规模不应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