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先秦而抵汉唐、下到宋元、至清时由于统治者政治体制森严、民众言说蛰伏,又大量秦汉碑刻出土、金石考据鹊起,再加书家个人越发不满足于式微的帖学、审美情趣转变。所以在乾嘉时期,帖学虽然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已是英雄穷途,美人迟暮,衰败之势若狂澜既倒、大厦倏倾,再难以挽回。这时碑志的异军突起,便是想当然耳了。因此阮元、包世臣、沈曾植、康有为这些人的尊碑理念,莫不为和于时而应乎己也。本文重点在于回溯沈曾植、康有为二人学书以致成家之经历,通过对沈、康的学书生涯、书学实践的比较,以及二人在书法艺术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的创新,复通过比较二人的书学思想、个性、家世和书法环境等,分别探查二者学书上对碑刻的共同认知,对帖学不同时期的区别对待,或碑帖相交融或者尊碑而一力抑帖,或仅在求乎字势的优劣或更偏向“致用”目的等种种之“和”之“不同”,旨在较其异同,而探索二人分别碑刻和帖学上的侧重努力,揭示在各自书法道路及与清代乃至整个书法长河中所起影响,所至高度,拟其于书法传承、发展、沿革的历史意义,而有所感、所省,以图明古今之乖时同弊,启迪当代乃至后人的书法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