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革命胜利后，虽然中共取得了“革命夺权”的成功，但激进革命的时代并未终结，在中共的“执政思维”里，国家重建与社会改造即为另一种革命。在此宏大背景下，如何来强化底层农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并动员他们参与国家重建与社会改造，进而为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而不懈努力？电影的诸多宣传、动员优势成为中共的首选媒介工具，通过电影来“教育”、动员底层农民，整合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把他们的思想意识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以实现“再造”农民，则成为中共政治精英的共识。　　底层农民与电影的“结盟”，离不开农村电影放映队的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江苏农村电影放映队逐步建立并成功运作，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运作模式。农村电影放映员是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核心力量，其具有多重身份认同，最突出的是其政治宣传员身份，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末端。放映员的选拔与培训为“再造”农民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农村电影放映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影片宣传，由于底层农民与电影的疏离，影片的宣传解释工作成为必需。在其中，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随之得以向底层农民渗透，在此，农村电影放映队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影片宣传也成为“再造”农民的主要路径。在农村电影放映队运作的过程中，由于放映人员较少，而放映、宣传事务庞杂，农村基层干部忙于运动或生产，无暇顾及。不得不动员、依靠社会力量，推行“群众路线”，以组织放映、扩大宣传。学生、农村俱乐部、群众业余电影服务员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成为农村电影放映队“再造”农民的力量凭借。在电影放映人员的不懈宣传教育下，特别是配合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底层农民不断走向“新生”，在50年代中后期，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底层农民思想意识中深深植根，“再造”农民得以初步实现。随着“大跃进”的启动，推动了农村电影的“跃进”，放映人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火如荼;农村电影放映队的规模不断扩张，社办(民办)电影队星罗棋布。随着放映热情的持续升温与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急遽增多，底层农民已“无处可逃”。“社教”运动中，农村电影放映队对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进行了完美阐释。为了配合运动的发展，电影文本的选择不可忽视，因此，“重点片”很快出台，随着运动中意识形态色彩的愈加浓厚，“重点片”范围扩大，对其宣传更是声势浩大，不遗余力。在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教育下，底层农民对乌托邦式的政治道德理想愈加信服，对身份认同愈加强烈，对“阶级敌人”愈加仇恨和警惕，至此，“再造”农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农村电影放映队力图通过电影放映及宣传来重塑底层农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把底层农民散乱的思想意识整合到统一的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因此，农村电影放映队的主要任务即为“再造”农民。　　“十七年”时期，农村电影放映队“再造”农民具有鲜明的特征，其“再造”农民的方式、结果等方面也需要作理性检讨与反思。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再造”农民，反映了在全能主义模式下，中共动员底层农民参与国家重建与社会改造的政治试错。　　当下，如何渐进地导引底层农民成为具有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现代公民，仍然是执政者难以回避、需要再三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