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一文原出于《礼记》,是阐发先秦儒家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的重要著作。理学与心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王阳明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诠释,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分别反映着理学与心学的不同特点。对于“天命之谓性”,朱熹将“天命”与“天理”等同起来,对于存在和价值未作明确区分,认为事物现象之“定理”就是万物本体之“天理”,提出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和天为人奠基、天理为人性奠基的本体论结构。阳明不似朱熹强调宇宙论,以心之本体取代理之本体,认为心之本体既是宇宙本体,也是价值本体,在价值论上即“良知”、“是非之心”、“天理”;在存在论上即所谓“灵明”,认为事物的本质“定理”与至善的本体“天理”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两者不能混同。对于“率性之谓道”,朱熹以“道”为“当行之路”、性之用,从理与气生成万物的观点出发,言人性问题既需言理,也需言气,否则不是“不备”便是“不明”。阳明以“道”为道心、良知,即心之本体,认为“生之谓性”,先天之气就是性,根本没有性、气之分。在善恶问题上,朱熹认为善恶皆有先天的根源,与其他传统儒家一样,在价值论上讲善恶。阳明认为只有善有先天根源,是人之本性,恶只是后天的习气所致,在存在论上讲性无善恶,在本体论上的性是超越性的、无善无恶的,亦可谓之“至善”。对于“修道之谓教”,朱熹认为此乃圣人之事,是圣人由道而品节立法、规约万民,侧重于教化他人,方式是“以礼新民”、释经与讲学。阳明以为“教”既有现象层面的教化之义,又有本体之义,“教”即“亲民”,既包含自我教化也包含教化他人,在教化方式上灵活多变、因材施教,既教民亦养民。在修养功夫上,朱熹承袭二程“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思想,既讲《中庸》主一用敬、戒慎恐惧,又强调《大学》的格物致知,认为二者相辅相成,是为两个功夫。阳明则认为惟精就是惟一,致知就是致良知,《大学》、《中庸》亦或《孟子》所讲都只是一个功夫。由此可见,二者的《中庸》诠释有颇多值得探微处,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在加深理解《中庸》首句内涵的基础上,理清朱学与王学的理论脉络、把握其中异同,透视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南宋理学向明代心学嬗延流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