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和夏衍都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重要的左翼作家。在抗战背景下,两人都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进行了话剧改编。但两个剧本的主题具有很大差异:田汉侧重“忏悔”,夏衍突出“革命”。对同一作品的不同改编既深刻反映出田汉、夏衍两位剧作家基于时代需求和话剧发展趋势,对“忏悔”和“革命”作出的不同思考体悟,又鲜明地展现了田汉和夏衍在话剧创作中各自的创作个性。他们对小说的改编,还从话剧民族化方面给予了当代中国话剧改编及创作独特的启示。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分析阐述托尔斯泰原著小说与田汉、夏衍改编话剧《复活》三者间的主题内涵差异;二,比较田汉、夏衍《复活》剧本改编的异同及其成因;三,结合当时部分观众的接受情况,总结小说的话剧改编经验和教训。第一章主要分析托尔斯泰的《复活》、田汉的《复活》和夏衍的《复活》的主题内涵,从文本本身出发挖掘作品的主题。托尔斯泰《复活》的核心主题是宗教意义的“忏悔”,田汉改编剧作的核心主题是以自省为基础的“忏悔”,夏衍改编剧作的核心主题是“革命”。托尔斯泰让主人公在人性的觉醒中意识到自身的堕落,通过宗教忏悔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最终获得灵魂的复活。田汉和夏衍对《复活》改编主题的不同选择,实质上是他们对“忏悔”思想和时代的“革命”内涵作出不同阐释的结果。田汉和夏衍都意识到了小说《复活》中无处不在的忏悔氛围,但田汉将“忏悔”理解为对自我罪责的自省,公爵要通过忏悔获得自我人格的完善,才能承担起救赎的责任,获得新生而复活。而夏衍则将“忏悔”引申为对社会罪责的控诉,男女主人公都是上流社会环境的受害者,最终在革命力量的引导下,两人都在与环境的抗争中获得革命意识的觉醒,进而实现了复活。第二章主要比较田汉和夏衍改编的《复活》剧本在主题侧重、主角选择、剧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成因。概括来说,主要从罪责归因与救赎方式、革命承担者与革命任务、剧本的抒情性与写实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而言,田汉改编《复活》时,处在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曲折发展和话剧艺术的成熟期,全剧着重表现作家人格美化的艺术追求,充分展现了其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而夏衍则是在戏剧艺术走向大众化、民族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改编,在创作中强调对大众的革命宣传,集中显现出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进步。因此,在对《复活》的具体改编中,田汉以大量的独白进行强烈的政治抒情,以公爵通过忏悔获得人格的完善最终承担起革命任务的情节,强调了知识分子进行身份忏悔的必要性。而夏衍则主要通过言语、动作、表情等的细节刻画,揭露人物内心微妙的情感,展现上流社会环境对人的压迫。剧本主要围绕喀秋沙的命运展开,着重揭示了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之间的矛盾,突出了大众参与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知识分子建立与大众联系的重要意义。总之,田汉和夏衍改编《复活》的主题选择,是作家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依据各自的创作目的和创作环境而做出的自觉选择,而不同的剧作改编偏好则与作家某一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紧密的联系。第三章主要结合当时观众接受情况,总结田汉和夏衍改编《复活》的经验和教训。田汉和夏衍在改编《复活》时,都依据中国的现实环境进行了情节的取舍,在主题内容的阐释上分别融合了中国的内省和耻感文化的内容,给予主人公“复活”新的时代特色和中国化内涵。同时,两人还在剧本中融入了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借鉴中国戏剧写意和抒情的特点,采用灵活的剧本结构,并通过加入歌曲增强剧本的抒情性和感染力。但同时,两人的改编也存在某些不足,存在分幕过多、部分情节交代不清等问题,这些都为外国名著的话剧改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