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当代诗歌复兴与繁荣的时段，作为诗歌界最重要的官方刊物，《诗刊》在此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着诸多作为，它对八十年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诗歌复兴的前奏在七十年代末便已响起，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为文艺正名”的步伐加速。《诗刊》在1979年以“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指导对一己的办刊方针进行了调整，旨在繁荣新诗创作，同时建设新诗创作者的队伍。考察新方针导引下的《诗刊》，其刊发的作品从主题到诗艺都呈现出显著的转型期的表征，从刊物所召集的诗人群体来看，其八十年代主要供稿人的团队也已初步成形。七十年代末《诗刊》的转型之一体现为对原刊于民刊的朦胧诗的转载。刊物在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诗潮中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这种展露峥嵘既体现为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及“三个崛起”论争的发起与积极参与，也表现在作品刊登上对从思想内核到艺术手法都显别于诗歌传统的朦胧诗作的倚重。在新旧两种诗观冲突的梳理中，厘清诗学的以及非诗的因素，就可以解释原本一场以问题讨论为初衷的学术性争鸣何以最终以思想“清污”的运动收场。这其中刊物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体制密切相关。朦胧诗潮后，在新生代揭竿而起的浮华背景下，《诗刊》以其敏锐的眼光、良好的品位以及包容的心态，上下求索，沉稳而不失活泛。从诗歌创作到诗评、诗论，从栏目设计、编辑理念到评论文章、理论研讨会，都旨在探索后朦胧时期诗潮的多元化衍生，这种探索的痕迹通过这一时段所刊诗作可得到印证。诗潮之外，作为媒介，《诗刊》通过其“青春诗会”与“刊授学院”两个重要品牌分别对高端的与普通的作者进行引导与塑造，并以“诗歌信箱”、“读者中来”等着眼于读者的栏目使得读、写、编的诗歌观念与审美品位趋于一致与和谐。诗歌传播方面，刊物通过诗朗诵的倡导促进诗歌的共时性传播；同时又藉由诗歌评奖使诗作经典化，以利于其历时性传承。在八十年代诗学的海外资源方面，《诗刊》对欧美诗歌的译介对当代诗人从诗歌理念到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对海峡彼岸诗歌的推介还占有《诗刊》的绝对比重，在八十年代此岸对彼岸诗歌的传播全貌中，《诗刊》起到了引领与推助作用，其中体现出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中现代派的此消彼长、相互错节的现象。《诗刊》在整个八十年代诗歌美学建构中也颇有建树：对现实主义的倚重、对文化之根的回溯和对抒情传统的持守，体现了刊物在诗歌美学基本原则与结构方面的主张；对短诗、叙事诗以及诗歌语言的探索，体现了刊物在诗歌文体方面的倡导；诗人关于生活与自我的诗思也通过刊物得以表达与呈现。论文前三章以时间为经线，以思潮为关键词，分别论述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启示下的“为文艺正名”的呼声、朦胧诗潮以及后朦胧时期诗歌潮流的多元化衍生；后三章则分别论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对彼时诗坛重要的诗学资源的引入以及刊物自身在诗歌美学方面的建构等，以显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创作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