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是20世纪中叶美国自白诗派的著名女诗人,她的诗歌以自传式的个人经验为书写场域,同时关注到了社会边缘人员的困境,尤其是消费社会以来美国妇女的家庭困境。在塞克斯顿创作中后期的三部诗集《变形》《荒唐书》《死亡笔记本》中,饮食始终是一个显著的意象,诗歌中随处可见与饮食相关的饮食书写,包括饮食化比拟、疾病、食欲、烹饪、饮食礼仪和饮食文化等。饮食书写不仅是塞克斯顿本人作为家庭主妇的个体身份表征和自我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也暗示了两性领域、家庭领域和文化领域内饮食所蕴含的性别政治与伦理关系内涵。探讨塞克斯顿饮食书写的独特内涵首先离不开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其次应综合运用凝视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文化人类学批评等方法。第一章着眼于三部诗集中饮食意象的梳理与分类,试图勾勒出一幅盛大的饮食书写盛宴,呈现出每部诗集饮食书写各自的特色。《变形》作为一部童话改编诗集,其诗歌中的饮食意象呈现为具有两性差异化的饮食比拟,女性人物形象常常被比喻为带有糖分的饮食,例如水果与甜食;而男性人物形象大多被比拟为以“香肠”“烤肉”为代表的肉食。《荒唐书》对家庭中的亲情关系进行了审视与质询,因而诗歌中的饮食意象充斥着以乳汁与可可为代表的母亲式食物,以及以生蚝与香槟为代表的父亲式食物。《死亡笔记本》则开始追寻神灵与宗教主题,创建了一系列耶稣与死神关于饮食活动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对于宗教的质疑以及对于死亡的无所畏惧精神。第二章聚焦两性领域中的饮食化比拟。塞克斯顿诗歌中的男性与女性经常被比拟为各色饮食,但这些饮食化比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男性凝视”下,女性及其身体往往被情欲化为富有女性性征的各色水果以及各色甜食,进而满足男性视觉和味觉想象性“品尝”的欲望。同时,女性在男性凝视的规训下,将这种凝视内化为“自我凝视”,将其他女性比拟为极易吞噬的饮食,将其视为婚姻与美貌病态角逐中的竞争者,试图通过吞噬食物来消灭对方。主客体的凝视关系上时刻存在着转变的可能,塞克斯顿化身童话叙述者——中年女巫,在“反凝视”中通过“反权威化”的食物比拟,对主体的权力规训予以反抗,以此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第三章探讨两性领域中的男女食欲以及因食欲而诱发的饮食失调症。塞克斯顿诗歌中的男女往往表现为性别化的食欲差异,女性常常因极端化的食欲而导致饮食失调症,这是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进行文化暴力留下的痕迹。为了维护父权社会所缔造的传统女性气质,女性的食欲往往被污名化为贪欲与性欲的表征,遭到父权社会的惩戒和道德限制,而男性食欲大多被视为男性气质的表现。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的食欲不是被妖魔化为极端的贪食症,具体表现为食人女巫“食人”的极端现象;就是被压制而恶化为神经性厌食症,表现为现代消费社会为了追求身材苗条而过度节食。在此基础上,诗人通过为夏娃正名提出了食欲的修正主义策略,将食欲释放与身体解放相关联,女性只有意识到食欲规训中隐含的性别政治,才能在食欲解放中获得真正的身体解放。第四章立足家庭领域中饮食的来源,即作为食物供养者的女性。一方面,女性作为食物的烹饪者,往往是厨具和厨房的专职使用者,大量的厨具与厨房意象作为性别符号具有不同的表征。女性作为烹饪者往往与容器杯子相关联,杯子是同为容器的子宫的隐喻,诗人在此批判了将子宫视为女性唯一标签的男性话语。男性作为食用者往往与进餐用具叉子相关联,刀叉是阳具中心的象征,因而刀叉的使用对象也包括“可以吃的女人”,刀叉无疑是男性权力的表征。同样,厨房作为家庭领域中极其特殊的空间也具有双重表征,它既是男性拒不踏足的边缘空间,也被美化为温馨的家庭供给站,其本质是为了维护传统的性属化劳动分工。另一方面,母亲作为生育者,不仅需要在怀孕期间以子宫为胎儿孵化器为婴儿提供营养,还需要在婴儿出生后以乳汁喂养其成长,在塞克斯顿的诗歌语境中,哺乳这一行为被视为婴儿吞食母亲的象征。第五章集中探讨了文化领域中的饮食禁忌与饮食仪式所蕴含的性别政治,在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视域下探究这些仪式与禁忌背后的文化成因。无论是针对女性的肉食禁忌与肉食歧视,还是残酷的祭祀仪式,抑或是传统的圣餐仪式,这些饮食禁忌与仪式都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其矛头直指父权文化压迫下的女性。塞克斯顿的饮食书写策略意在揭露隐藏在饮食禁忌和饮食仪式背后的父权暴政,试图通过诗歌创作解放“被男作家监禁在笔杆之中”的女性,用女性之声重构自由、平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