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有效的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对于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企业和银行的负债水平一直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降低财务杠杆率,进行债务重组是有效途径之一。在我国转轨经济体下,地方政府首要任务是实现社会稳定和扩大就业。如果企业因无法摆脱财务困境而进入破产清算的话,员工的安置问题会成为巨大的社会破产成本。所以当企业面临破产风险时,企业承担的社会破产成本是否有助于债务重组的达成,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财务困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当其面临破产风险时,企业的社会破产成本对其进行债务重组的影响。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首先阐述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进行社会破产成本、资本结构与债务重组方面国内外文献综述与述评,然后总结本文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介绍我国行政分权背景和金融体系背景。这也是研究我国社会破产成本的根本制度原因所在。第三部分为理论基础,本文研究财务困境公司社会破产成本对债务重组影响,所以首先对财务困境以及社会破产成本进行概念界定与指标度量,其次对债务契约和债务再谈判理论进行叙述,分析债务违约后,有助于债务再谈判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的因素。第四部分为假设提出,在理论基础上分析假设1企业社会破产成本对债务重组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确定与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第六部分为实证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研究假设,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为进一步分析,首先检验社会破产成本对债务重组的作用途径机制,政治关联对两者的调节作用能进一步验证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机制。然后研究社会破产成本对债务重组对象以及债务重组损益和摆脱财务困境的影响。第八部分为本文结论,提出建议,并且总结研究不足与展望。本文得到主要结论为:(1)困境公司的社会破产成本越高,越容易达成债务重组协议;(2)政府干预是社会破产成本成为债务重组促进因子的重要作用机制,同时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再次验证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3)在政府的干预下,社会破产成本能促进困境债务人与金融类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4)社会破产成本加大了债务再谈判中的谈判力度,表现为获得更多的债务重组收益;(5)以社会破产成本为促进因子的债务重组能够帮助困境公司较短时间内实现暂时性脱困,但是对稳定性脱困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丰富了债务重组的理论研究。现有文献从产权、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结构研究债务重组影响因素。而本文限定财务困境前提,研究企业社会破产成本对企业债务重组行为影响,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影响因子提供经验证据。并且对社会破产成本促进债务重组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政府干预是主要影响因素。(2)拓宽了社会破产成本的进一步研究。已有文献对企业破产成本的度量主要集中对于企业本身损失的考量,较少从社会角度研究破产成本问题。鲜有文献进一步研究在企业出现财务困境后,社会破产成本对企业行为的影响。(3)进一步细分债务重组类型:在债务重组再谈判过程中,检验社会破产成本对债务重组对象类型、债务重组损益的影响。并且,从摆脱财务困境角度,检验以社会破产成本为促进因子导致的债务重组的事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