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往往是形影不离的。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的城市也飞速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化率也从1978年的17.92%跃升至2013年的53.70%。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当前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依靠政府的推动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一状况被概括为政府“偏爱”。在中国,城市之间存在着严格且多层次的行政等级体系,包含着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权利的安排。可以说,行政等级是中国政府“偏爱”程度的重要体现。本文首先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将自然条件、行政等级和规模经济联系起来,分析政府“偏爱”在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在分析过程中加入历史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因素等。结果表明:优越的自然条件、较高的行政等级能够促进人口与经济规模的扩大,这类地区能够更早达到城市人口的门槛值。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等级优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其他因素对城市的形成有更显著的作用。其次,本文分析了行政等级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的常住人口能够真实反映城市人口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研究人口增长的部分使用该数据进行分析。本文还考虑了观察期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偏爱”加速了城市的形成,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城市行政等级越高,人口规模扩张的速度就越快,城市规模也就越大。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高行政等级城市规模扩张过快,人口过度拥挤,导致户籍制度无法有效引导人口流动和优化城市规模结构。随后,本文从城市最优规模的角度出发,分析政府“偏爱”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新经济地理学框架构建了一个城市最优规模理论模型,建立了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根据理论模型建立了计量模型,得到中国城市规模与产出水平之间的倒“U”型曲线,即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产出水平先上升,随后下降。通过实证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行政等级最高的两类城市——直辖市和同为省会及副省级市的城市已全部达到了最优规模水平的状态,而其它城市则还远未达到最优规模水平。通过分析还发现,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高于工业,工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规模水平低于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分析还表明,城市偏离最优规模会带来产出水平的损失,低于最优规模的损失高于超过最优规模的损失。除此之外,城市最优规模水平还受到市场潜力、技术与知识水平、资本积累等方面的影响。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第一,促进城市的协调发展,为城市间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释放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解决大城市拥挤问题;第二,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强城市的吸引力;第三,促进城市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