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股市剧烈动荡,出现了多股齐跌的惨淡现象,使得投资者遭受损失,也导致因场外配资合同而引起的民商事纠纷进入到司法程序,司法裁判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场外配资合同法律性质认定、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认定以及场外配资民事责任特别是强制平仓损失的责任分配问题。事实上,这三个问题内部逻辑也是环环相扣的。而直至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才首次对场外配资合同中涉及的部分问题作出回应,但由于通知中的规定尚存在未细化及待完善之处且通知本身效力层级有限,因而有必要对场外配资合同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关场外配资合同法律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有“民间借贷合同性质认定说”、“委托理财合同性质认定说”及“场外股票配资合同性质认定说”三种观点。在对实践中场外配资主要模式及其法律关系共性剖析的基础上,与民间借贷合同和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对比分析发现:民间借贷合同不符合场外配资合同“炒股”的真实交易目的,场外配资合同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风险共担”的基本特征,应从合同的实质内容与当事人交易的真实目的考量,场外配资合同应认定为无名合同,属于融资合同的范畴。有关场外配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有“有效说”和“无效说”两种观点,且即使持相同立场的法院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也存在差异,裁判标准不统一。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判定应结合场外配资合同效力判定的规范体系并适用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判定标准。同时应秉持“公私分离”的原则,公法上证监会对场外配资行为本身的监管态度不可成为私法上否定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依据。基于此,场外配资合同效力不可直接“一刀切”,不同配资模式、配资主体下的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应区别对待: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配资模式下的场外配资合同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应归于有效;而其他配资模式下的场外配资合同,配资方出借账户的行为违反了账户实名制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归于无效。有关场外配资民事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配资模式下场外配资合同有效时,争议焦点主要是违约责任范围,受股市波动及诸多不可控因素影响,违约责任的范围不应包括预期利益损失。而其他配资模式下场外配资合同无效时,主要有“无效合同按恢复原状责任分配说”与“无效合同按约定条款责任分配说”两种观点。秉持维护商事活动秩序与金融管制、平衡融配资双方利益的立场,运用后者之观点在场外配资民事责任分配问题的解决上更具合理性。而对于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强制平仓损失的责任分配问题,总体上应尊重双方在场外配资合同中的约定,同时由于实践中情形的复杂性,本文进行了细化研究:对配资方依约强制平仓、未履行通知义务而强制平仓、配资方在强制平仓前以限制性手段致使融资方无法操作股票账户、因技术故障风险等第三方原因无法强制平仓而导致的穿仓损失与非穿仓损失的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类型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