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地就唐宋诗对孔子的表征进行系统的考察；以唐宋诗歌为材料,采用传统的乾嘉朴学研究方法,结合西方新批评文本细读理论,强调文本的中心地位,也顾及传统的作者在意义阐释中的价值,通过考察孔子在唐宋诗歌中的种种表征来研究这位“千古一圣”。引言,描画孔子自汉代以来到唐宋为止这一时段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变化。纵贯地看,孔子地位处于不断地上升,尊崇日隆,这和专制政体不断增强的趋势相一致;在朝代内,对孔子的尊崇,比如其祭仪则有兴衰起伏,这和朝代政治的兴废相吻合。合起来看,就是“螺旋式上升”。唐宋时期,孔子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仍有所攀升,并在宋代达到顶峰,它对唐宋思想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第一章,对孔子个人生活史在唐宋诗里的表征进行考察。发现诗歌对孔子历史事件的表征是有选择性的：手法上,是点式表征,用典是突出特点之一;内容上,诗人更感兴趣的是孔子生时的不幸与磨难。这些事件引发后人共鸣,成为借浇块垒的咏怀；点式表征的陈陈相因,过度征用,使之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唐人诗歌对孔子行道上表现出的厌倦情绪远较宋人浓厚。这和唐代儒释道三教并重和唐代士族还在社会上很有势力有关。整个说来,宋人对孔子行道,更多的是持一种乐观的肯定态度。这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加强、理学逐渐兴盛而导致孔子地位更加尊崇大有关系。但宋诗中的厌倦问津,甚至歌颂隐逸的调子始终存在,其本质原因在于君主专制下的志士仁人不能实现他们改革社会的理想,而且注定要失败。第二章,对孔子的学术生活,即孔子与六经关系在唐宋诗里的表征进行考察。发现唐宋人大都相信六经是经过孔子定正的；唐人对六经多取一种功利态度,宋人则多抱着求知的纯知识态度。宋人与唐人的本质差异在于宋人强调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孔子是六经的根源,意图由此保证六经的神圣性、合法性。从唐到宋,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强调和孔子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攀升、专制政权的加强同步。第三章,对孔子和道释二教关系,即他们对孔子的误读及其在唐宋诗里的表征进行考察。对孔子的误读,实质是道佛二教对无法打倒的儒教教主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力图将其吞并,使之归在旗下,为本教服务。他们对孔子的误读,对唐宋诗人造成巨大影响。在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应合佛道对孔子的误读,儒生敢于指斥教主、君父,具有冲击意识形态网罗,追求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孔子在民间的偶像化在唐宋时期夭折,原因是：统治者和儒教人士竭力反对；孔庙不具备适当的开展偶像敬礼的祭司阶层；孔子思想自身的非神秘化与对形而上的漠然。这样,孔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统治阶级和儒教人士专用的偶像崇拜对象。第四章,考察了杜甫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对孔子的态度变化,及其相应的策略。杜甫对孔子的幻灭感是诗人一生的关键性事件,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岭。这种幻灭感是由开元天宝那种病态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抱着孔子式的济民救世理想的人,必然是四处碰壁,一无所成。作为一个诗人,杜甫成功地将这一心路历程形诸诗歌。在晚年的杜甫身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原因在于杜甫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文化资源的局限。在没有更有效的外来文化资源注入的情况下,杜甫除了在否定、幻灭之后,又回到对孔子认同,别无他法!第五章,考察了孔子遗物和画像在唐宋诗表征它们时,显现出的一些特色。随着孔子地位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上的提升与尊显程度的加大,孔子遗物数量在增多。孔子塑像、画像和诗歌的描绘相比,具有更多的偶像化倾向,宗教意识显得浓厚。在对孔子的表征上,诗歌与雕塑、绘画,手法明显不同。这是诗画各自的特性限定了的,在价值上则难分优劣。唐宋诗歌对孔子进行表征时表现出多样性、多元性、同一性和自由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