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是衡量一国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女性参与市场劳动不仅对女性寻求自我发展和经济独立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推进性别平等和促进社会进步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关于女性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看似老生常谈,实际上却是一个常说常新、与时俱进的课题。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就业冲击、互联网信息时代下就业观念与就业形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变化形成的就业结构调整等,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系列变化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于在市场和家庭中扮演双重角色的女性劳动者来说,既有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在“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劳动力市场现状下,要做到既能够解决劳动力供需失衡困境,又能实现劳动力性别平等目标,合理发挥女性劳动力的资源“蓄水池”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基于性别差异对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影响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兼具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根据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本文尝试从外部现象到内在本质,宏观发展趋势到微观行为决策,从劳动供给动机到结果系统地阐述城镇女性劳动供给问题,利用国内外宏观统计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对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发展和现状、宏观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影响机制、微观劳动供给决策的作用机理以及劳动供给与就业收入的性别差异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梳理发现,劳动供给理论从个人理性到家庭理性的发展,深化了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又强化了性别平等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在经验研究方面,国外学者集中关注于实证检验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和探讨影响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国内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切入点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主要包括女性就业问题与保护、转型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家庭因素的作用、女性就业非正规化和宏观环境的影响五个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特殊历史时期为划分依据,本文分阶段对我国城镇女性就业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发现我国女性就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同时,统计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并与我国男性劳动力和其他国家女性劳动力作对比分析,揭示出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特点,虽然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女性仍然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但总体上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消减,并且在劳动供给结构和质量上的性别差异明显。为宏观上考察我国城镇女性总体劳动供给趋势的动因,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发展规律出发,对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宏观趋势变化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Cox-Stuart趋势存在性检验、灰色关联分析和自回归滞后模型的协整分析等方法,验证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并探讨变化规律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家庭因素(抚养压力、家务劳动负担和家庭规模)、整体教育水平的变化,以及跨期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和婚姻市场状况都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具有解释力。为微观上考察我国城镇女性个体劳动供给行为的动机,本文从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个体行为出发,对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微观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构建二元Logit和多元Logit劳动供给决策模型,细化劳动供给行为类型,实证分析我国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同时利用非线性分解模型考察性别就业差异中的合理部分与不合理构成。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受其个人特征的影响显著,家庭特征会形成对女性劳动供给的阻碍;劳动力市场中两性就业差异仍然明显,非正规就业市场中性别不平等问题严重,男性明显的就业优势为女性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解释。此外,本文从工资收入视角对作为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结果的就业质量进行了微观分析。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和BFG估计模型合理规避自选择偏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比较两性劳动者的收入决定差异,并通过基于均值的分解模型、基于分布的分解模型、分位双重差分和推导出的双重分解模型,对性别收入差距、就业类型收入差距和双重收入差距进行结构性分解,探讨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和就业类型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且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占比较高,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相对较小,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女性劳动者受到的歧视问题最为严重。根据文献研究、历史研究、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挖掘劳动力市场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特征等对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城镇女性的劳动供给表现是宏观社会经济形势和微观家庭理性下的综合作用结果;劳动力市场特征是影响女性劳动供给的外部因素;人力资本特征仍然是影响女性劳动供给的核心因素;家庭特征已成为影响女性劳动供给的关键因素;个人其他因素对女性劳动供给具有综合性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依然存在,效率因素与公平问题并存。最后,本文从就业机会、就业保护、家庭因素和个人素质等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