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年历史的画卷中,新公共行政学派无疑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二战后“黄金时代”的结束,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开始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充满着动荡和变革的压力。严苛的现实对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官僚行政却无力解决这些被时代所赋予的重大问题,导致了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濒临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危机,公共行政学也遭遇了自己的“身份性危机”。正是在这样一种被沃尔多称之为“动荡不安的时代”的背景下,新公共行政学派应运而生,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公共行政的公共目的和理性价值上,为公共行政管理提供了真正的规范性基础。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发展,离不开该领域杰出的鸿儒硕学和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成功召开,巩固和延续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传统,也书写了公共行政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新公共行政学派的社会公平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包括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公平、社会公平复合理论和代际公平思想,认为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为解决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呼吁“公共性”须重新回归于公共行政领域中,同时强调行政伦理和政府责任,积极寻求变革,建立动态开放的组织,鼓励扩大公民参与,重视培育公民精神。在新公共行政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等价值重新回到公共行政的视野,极大的促进了公共行政的繁荣,给我们思考公共行政带来了新的思路,为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指明了方向。自1887年后,西方行政学经历了初创、演进、深化、拓展等若干发展阶段,日渐成熟,形成了诸多学派,新公共行政学如同一座桥梁,一头承接着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传统价值,另一头又影响了新公共服务思潮的发展,可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然而,过于理想化的追求也使其并未成为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影响力也无法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肩,无法渗透和扩展至整个公共行政学领域。虽然新公共行政学派存在诸多不足,但瑕不掩瑜,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主流公共行政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反思,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提倡,使它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行政改革,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行协调、工作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行政价值的缺失,会使改革迷失方向。结合现阶段我国现状,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价值理念对于面临改革发展中诸多难题的当代中国行政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