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经济模式来源于计划经济,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多年的实践探索使得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但政府行为仍保留着计划时期的“干预色彩”,经济模式和政府行为的不匹配严重制约着市场效率和企业发展。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企业必须由“粗犷”式发展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对管理节点的把控,尤其是对成本的控制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探讨政府行为对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将会对政府决策及企业应对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从第二类代理问题视角出发,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基于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差异及地区环境差异对上述影响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政府掌控着区域要素分配权、国企人事任命权是政府影响国有企业的必要条件,政府干预通过赋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显著的强化作用;中央国企独立性强、曝光度高、管理体系完善,相较于中央国企,政府干预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显著;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要素配置效率高、市场竞争激烈,东部地区政府干预引致的企业成本粘性最不明显、中部地区较为明显、西部地区最显著。本文将制度环境与国有企业股权特征紧密结合并将其引入企业成本管理研究领域,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