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一个二元经济的框架内，探讨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条件下，我国工业化的实现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论题，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工业劳动力供给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机制的调整迫在眉睫。　　一直以来，我国工业劳动力供给条件，被认为是具有刘易斯所描述的无限弹性特征的。改革后的20多年，由于农业部门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在长期不变的极低的工资水平下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低工资极大地支撑了工业资本积累，推动了我国刘易斯式的工业化进程。然而，时过境迁，本世纪初，突如其来的“民工荒”现象彻底打破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工业劳动力供求矛盾似乎在一夜之间矗立到人们的面前。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民工荒”现象只是一个暂时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重大的实质性内涵。但实践证明，“民工荒”既不是一个暂时现象，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结构性矛盾。它对工业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深远影响，已经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来，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已迫使工业部门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而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依靠低工资来维持生存利润的我国工业部门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为确保我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不受影响，非常有必要透过“民工荒”现象来审视我国工业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并考察工业化机制所应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第一章简要回顾了二元经济工业化理论，并指出它是以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为主要基石的，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古典理论与新古典理论间的有限融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派理论并立的格局。直至目前，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工业化初始条件的假设过于简单。古典主义理论承认劳动剩余性，却否认工资上涨的可能;新古典理论承认工资上涨趋势，却否认劳动剩余性。在它们的视野里，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工业工资要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只能是在零剩余劳动力假设或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那么，“民工荒”现象以及紧随其后的工业工资上涨，究竟折射出一种怎样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呢？它是否意味着，我国劳动剩余格局已经终结，未来的工业化就可以按照“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新古典模式来推进呢？本文第二章通过一个系统的实证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劳动剩余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否定了上述推测。进一步分析表明，近年来人均农业剩余的连续下滑、国家“支农”政策所导致的务农收入上涨，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低迷是引发“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会消失，因此，劳动剩余和工资上涨将构成我国工业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基本特征。那么，这种双重的劳动力供给格局将对工业化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第三章指出，改革以来，我国工业资本积累主要依托低工资的传统模式来进行，尤其地，农民工低工资是支撑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农民工工资上涨将对我国工业资本积累产生严重的冲击，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验证了这一推断。要化解资本积累的困境，只有依托技术进步来提升工业附加值，但分析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技术进步模式带有明显的排斥劳动的特征，在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如果没有其他应对措施，技术进步仍将会大量地排斥劳动。所以面对工资上涨的冲击，我国工业部门将被置于两难境地:要化解资本积累的困境，就会损害就业增长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呢？显然，传统的二元经济工业化理论由于否认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并存的可能，它们并不能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　　为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本文在第四章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剩余和工资上涨双重条件的工业化模型。文章在传统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两个新的假设条件，即企业异质性和区域间的工资差异，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理论模型，再运用比较静态分析和统计学中的概率分布原理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工资上涨会使传统的工业企业丧失正常利润和竞争力，尤其地，在劳动的产出弹性较小时，这种影响力更大，而这正是我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均衡分析表明，当面临工资上涨压力时，工业部门的应对措施应当是组合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效率大于某一临界值的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化解工资压力，在新的要素比价的引导下，实施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就业;另一些企业则要通过产业转移来化解压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延续劳动密集型技术。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相结合的调整模式，既能应对工资压力，也能兼顾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就业目标。　　第五章具体讨论了我国工业技术进步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劳动剩余条件下我国技术进步的特殊性，指出它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那样片面追求技术的高档次，而是在向上提升工业技术的同时，保留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紧接着文章从资金投入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体制等方面考察了当前制约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又针对如何延续劳动密集型技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六章则具体讨论了产业转移的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以及发生条件，并指出，它要大规模地发生，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强劲的区域梯度势能和低梯度地区在要素成本方面的区位优势。分析表明，目前这两个条件已趋于成熟。然而在实践中要推动产业转移，还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即巨额的搬迁成本对产业转移利益诱导机制的侵蚀、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弱、劳动力素质与技能低下以及制度供给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文章进行了相应的对策分析。并强调，在市场机制较不完善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发挥更多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