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是近代著名学者,在近代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其学术思想既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蕴,也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唐文治学术思想渊源有自,主要包括:太仓学术环境的熏染、理学经世传统的影响、师友的影响、子学和西学的汇入以及家学教育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交织扩充了唐文治的学术视野,奠定了其一宗理学的学术倾向,也使得其学术思想呈现出明显的经世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点。在经学研究方面,唐文治对五经的研究主要偏重于《诗经》、《易经》和三《礼》,阐释的相对丰富,而对《尚书》和《春秋》的阐释则相对较少。在治经方法上,唐文治虽然也受过训诂考证的训练,但是他更倾向于对经旨的义理阐发,并与其教育活动相结合,提供学习经典的门径和方法。他还非常注重经典之间的互证互引,力图将经典蕴含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唐文治的四书研究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抉发四书的要旨大义,以强调四书对正人心的教化意义,并且表现出了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基准的特点。在理学研究方面,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和出于对现实的回应,唐文治在治学方面始终以理学为宗,而且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兼取陆王。在唐文治的理学研究中,不论是他对理学代表人物学说的评析,还是他对理学主要命题的阐释,都是以心性论为基础而展开论述的,并在正人心的宗旨下,进一步地阐述涵养心性、陶铸道德的修身功夫论。对于西学,唐文治认识到其优越性,认为中国要获振兴与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并主张发展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实业教育。同时,唐文治也看到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因而又强烈而自觉地承担起捍卫儒家文化的责任,并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仍然沿袭了“中体西用”的思路。唐文治为学最忌空谈学理,他的学术研究既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出发点,又以之为归宿,不断地向行为实践转化。从唐文治对慈善事业的热心关注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可以明显看出其学术思想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和运用。从总体上看,唐文治的学术思想以理学为宗,兼容并包,注重道德教化和实践躬行,并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旨归。但是,在近代社会剧烈变迁的历史情境下,文化已经呈现出以旧趋新的趋向,唐文治仍坚持用传统学术观念来应对现实困境,既呈现了其思想中的经世意识,也暴露了其思想的保守和迂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