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民族主义思想史中,向来就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分野,而厄内斯特·勒南则被许多研究欧洲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术界的学者)视为“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者”,一位为实现普罗大众的“政治意愿”而奔走呼号的自由主义者。本论文则将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置于普法战争的历史背景中,从“政治局势与政治思想”的角度进行切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笔者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在于排除勒南思想研究中的道德判断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摆脱源自英美学术界的“民族主义类型学”对勒南思想研究的干扰,从而更真实地还原勒南民族主义思想的本来面目。其次,则在于更好地了解勒南(及其思想盟友泰纳)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实际上,在王政(七月王朝)之下成长、在帝制(第二帝国)之下成名的勒南(以及泰纳)并不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和精英主义倾向。复次,还在于更好地了解勒南及其代表作《何谓民族》的历史语境,实际上,普法战争以及战后产生的阿尔萨斯问题,将勒南(以及库朗日)这样身居书斋与庙堂的知识分子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们不得不承担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以捍卫法国在阿尔萨斯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有鉴于此,本论文立足于勒南以及相关人物的著作、通信以及档案,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梳理和诠释。同时,通过将勒南的思想置于思想史的纵横谱系与特定语境中进行讨论,也有助于克服个人思想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取向,突显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感。本论文由绪论、第一章至第五章以及结语组成,主体为七个部分。在绪论部分,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勒南的生平及其政治著作,并对国内外的勒南思想研究状况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在生平介绍中,笔者主要交代了勒南在其前半生(普法战争之前)的个人经历,青少年时代的勒南,虽然是正统宗教学校里面一名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但也是一名离经叛道的问题学生,勒南思想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交战,此时已经可见端倪。而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则可以发现,法国学术界与英美学术界对勒南的判断和评价是有所差异的,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更是耐人寻味。鉴于国内还没有关于勒南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研究成果,笔者希望自己尚显肤浅稚嫩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第一章中,笔者对法德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介绍了法国式政治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德国式文化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谱系分野和理念分歧。与此同时,笔者也提供了法国式政治民族主义的某些反例,以及英美学者对“民族主义类型学”的典范运用。在此基础上,笔者暂时把普法战争的历史背景放在一旁,转而从思想谱系和思想理念的角度,对勒南的代表作《何谓民族》进行纯粹的文本分析,并通过这种分析向读者揭示勒南在法国政治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在第二章中,笔者开始考察勒南前半生的学术活动(以及勒南与学界前辈戈比诺的思想渊源),并向读者展示勒南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底蕴。在这一章中,读者将会看到一幅与“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者”完全不相吻合的思想肖像。笔者将会对勒南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多方面、分层次的理论分析,以揭示勒南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中与政治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的一面,以及与政治民族主义紧密衔接的一面。在第三章中,笔者叙述了勒南、泰纳(勒南的思想同行者)和戈比诺(勒南的思想先行者)三位民族主义思想家在普法战争期间的战争经历和战后反思。无独有偶的是,这三位民族主义思想家无一例外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法兰西的民主制度,撰写了一系列具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反思性著作,其中就包括勒南的《法兰西的精神改革与道德改革》。在这部被笔者形容为“守旧革新”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勒南对普罗大众“政治意愿”的丝毫尊重。在第四章中,笔者论述了由普法战争以及阿尔萨斯问题所引发的两场论战(“库朗日-蒙森论战”和“勒南-施特劳斯论战”)。在普法战争(大背景)与阿尔萨斯论战(小背景)的双重语境中,笔者重新解读勒南的政治民族主义代表作《何谓民族》,并向读者揭示勒南在阿尔萨斯问题上极力主张“公民投票”的真正意图,以及勒南在《何谓民族》中隐含的“精英主义”思想。在第五章中,笔者将会对勒南的思想继承者以及他们的思想源流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勒南和泰纳是十九世纪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两位理论巨人,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笔者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勒南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与戈比诺种族主义思想的细微差别,因此笔者在第四章中也会列举勒南的直接继承者(勒南和泰纳的信徒)与间接继承者(戈比诺的信徒)两大思想流派的分野。最后,笔者还将揭示勒南与其思想继承者之间“殊途难归”的思想差异。在结语部分,笔者试图总括勒南一生的思想轨迹,并对这位生活在体制之内(他也从来没有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作出总体评价。笔者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政治思想家(尤其是民族主义思想家)的立场和言论总是要受到时势和政局的制约,后人对他们的思想自由度切不可估计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