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化问题是近年司法改革中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司法行政化破坏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对法治建设的负面意义较大。因此对司法行政化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功能主义为视角,充分发挥社会学方法在研究这一问题上的优势,试图对司法行政化问题做出比较全面的归纳,在此基础上梳理制度演化发展的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方案。　　 司法行政化问题的主体是各级法院和行使审判权力、参与司法决策的法官。司法行政化问题的范围既包括法院体制、司法审判活动的行政化,也包括审判管理活动中的行政化。其核心是司法决策的“泛民主化”问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司法行政化问题有着复杂的制度表现,既包括有规范依据的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可能对司法行政化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应当予以必要的关注。体现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制度主要有:人事管理制度、案件质量管理制度、院长引咎辞职制度、案件审签制度、承办人制度、庭务会制度、审判长制度和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案件请示与上级发文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本文将司法行政化的一般特征总结为裁判依据的政策性、司法行为的高度能动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实质合理性。这些特征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指示出当下的司法行政化问题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　　 司法行政化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人们对司法规律的认识存在缺位。一方面司法独立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导致“泛民主化”的司法决策方式破坏了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能动型意识形态的主导,我国司法活动中也缺少了必要的程序观念。其次,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形成的另一原因是历史的路径依赖,历史上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威权主义国家的色彩、能动性司法的特征、高度的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以及司法人员素质普遍较差等一系列因素,使我国的司法制度进入到行政化的轨道上,在外部资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表现出很强的惯性。再次,一元化的司法功能也是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原因之一。目前司法的功能局限于解决纠纷,忽视了公共政策制定等功能,导致法官机械适用法律,并倾向于借助“泛民主化”的司法决策方式。　　 妥善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基础在于明确如下事项,即体现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各种制度作为一个系统的功能,以及其中各个子系统,包括审判管理制度、审判制度各自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系统的司法行政化其功能包括回应司法的一元化功能以及实现法律的实质合理性。作为子系统的审判管理制度的功能被置于制约和监督法官行为之上;而以“泛民主化”的司法决策机制为代表的审判制度的功能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审判管理权主导了审判资源的分配,作为审判权力对审判管理权的回应,法院及法官在外界的压力下,建构了案件审签、承办人、庭务会等制度,并形成了“泛民主化”的审判决策机制,以分散审判权力所招致的风险。当下法院面临着外部资源总体供给不足、环境压力过大的困境,为维持自身的存续,采取了一条通过法院审判管理制度进行内部控制的路径。因此相关制度的改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审判管理制度之中,具体在于法官的激励措施和责任追究机制这两方面。激励措施的缺乏,使得担任行政领导成为法官唯一的晋升渠道,这样无疑不利于一线法官审判业务能力的提升。目前的法官责任追究机制也缺乏科学性,将错案的标准定为判决结果而非行为,并采取了连带式的责任追究方式,这些都是改进完善相关制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功能主义关于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理论,缓解组织与环境的紧张关系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外部入手,改变外界对组织的资源供给状况;二是理顺组织内部的结构,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本文据此提出了资源供给型和内部控制型两种改善司法行政化问题的方案。资源供给型方案从引起司法行政化制度问题的源头入手,改变对司法组织系统资源供给不足的状况,内容包括建立法院财政预算保障制度、组织人事权收归法院行使、以及改变人大的监督方式并杜绝个案监督。内部控制型方案则是从组织内部入手,以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为出发点,消除高度科层化的审判管理体制对审判决策权分散分配的影响。其内容为改变高度科层化的审判管理结构、改革法院审判管理制度并实现审判管理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实行科学的案件质量管理和法官惩戒制度。从改革的成本来说,资源供给型方案显然要大于内部控制型方案。从改革可行性的角度,资源供给型方案涉及到很多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动,将触及到我国现有的宪政框架,可行性不强。内部控制型方案所倡导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其内容与官方倡导的司法改革的路线较为接近,因此较之资源供给型方案其可行性更强。据此,本文认为内部控制型方案是当下改善并最终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的一条较为合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