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牵涉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它的成败得失将决定一代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课程改革的复杂性。我们在变革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课程决策、课程设计以及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各个环节,都要有比较成熟的规划与考虑,力求使每一个环节的运作都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单纯的课程设计已经不能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课程运作机制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研究课题。综观各国的课程改革,成功的范例背后必有一个可行的课程运作机制作为支撑,失败的范例背后也总能发现课程运作机制的缺失或“退场”。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唯有课程运作机制才是唯一解决课程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妙药良方,可是我们可以断言,没有一个合理、可行的课程运作机制,我们就很难为课程改革掌舵护航。课程运作是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个课程名词,它具体所指的是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各环节有机转化,动态展开的过程。课程运作机制是指课程运作的内在方式、原理,即课程运作应该遵循的规范与程式。课程运作机制作为一个理论命题,仍然有许多研究范畴有待探讨,但是,笔者以为当前我们更紧迫的任务是,把它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置身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实场景,探析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课程运作机制。从课程权力配置、课程运作主体的关系以及课程运作程序的特点出发,课程运作机制呈现三种模型,政府控制——学校执行;政府监督——学校自主;政府引导——学校领导。我国以往的课程运作机制遵循的是典型的“政府控制——学校执行”的运作模型,在这种课程运作机制模型下,课程的决策权基本集中于国家中央教育机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都由国家统一制定和修正,地方和学校只需忠实的执行即可,自身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这种课程运作机制模型,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的转型以及教育改革重心的下移,这种带有明显中央集权印痕的运作模型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在现实的背景下,过于偏重政府的控制职能,还是过于相信学校的自主职能,都可能导致课程改革的失败。因此,走向“政府引导——学校领导”的课程运作机制模型就成了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政府引导——学校领导”的课程运作机制模型突破了以往“政府控制——学校执行”和“政府监督——学校自主”模型线性运作的特征,体现出一种交互型的特点。“政府引导——学校领导”的课程运作机制,不再纠缠政府和学校谁才是课程运作的真正主体,而是关注如何在课程运作的各环节协调政府、地方与学校的关系,展开对话、协商,使各种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又相互合作,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运作系统。在这种运作机制模型下,决策与实施、政府与学校之间不再是对立与割裂的关系,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方案是各种利益群体冲突、妥协,最后达成共识的产物。作为课程实施的主要阵地,学校拥有一定的权力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宜的课程实施策略,但前提条件是应该遵循国家大的改革方向与改革框架。政府也不再是课程改革唯一的法定代表,单纯的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学校贯彻、执行国家课程政策。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与智力优势,引领课程改革方向,然后根据实践的反馈,不断调整与修正课程改革方案,使改革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课程改革的使命和“政府引导——学校领导”课程运作机制模型的特点决定了转向是我们的务实之举。课程运作机制模型的转向,要求我们在课程的运作过程中,建立课程运作的咨询机制、改进课程运作的决策机制;加强课程运作的执行机制;引入课程运作的动力机制;完善课程运作的评价机制以及规范课程运作的监控机制,理清课程改革所指涉的几个环节的内在联系,使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保证课程运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这是课程运作机制模型转变的现实路径。但是,课程运作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对它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内在原理与方法的探寻,还需要建立一个外在的支持系统,为课程运作提供有效的保障。无论一个教育改革目标多么理想,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系统,那么,这个教育改革目标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理想。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确立价值导向以及理清运作机理以外,建立有效的支持系统也是保证课程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课程运作的外在支持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课程文化重塑、课程制度创新、课程资源管理。它们分别从文化、制度以及实践层面为课程运作机制的有效运行搭建了一个现实平台,为推进课程改革,达成课程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