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晚清时期通事的译者形象并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基础探究了晚清译者形象形成的社会历史缘由。　　论文首先交代了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论文框架，然后从译者的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两个层面回顾了相关文献。晚清通事群体的构成、来源、外语能力和行为对于其形象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论文还从这四个方面勾勒通事的群体面貌。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对于通事的译者形象定位可以归结为“汉奸”。本文以通事鲍鹏为案例，揭示其“汉奸”形象的形成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反映，更是清政府对于译者的不信任、焦虑甚至仇视情绪的映射。与“贡献者”的英国译者形象相比较，晚清通事往往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时人眼中，他们道德低下、能力不足、不值得信任。最后，结合形象学，通事被“他者化”，与外国人一道为被划为敌方阵营。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本文分别分析了前后两个阶段“汉奸”形象形成的缘由。　　研究发现：1.通事的“汉奸”形象不仅揭示了当时中国人眼中的译者形象，也折射出主体文化对他者文化的态度，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长期以来，中国人自视为“天朝上邦”，认为其他国家为“蛮邦”。然而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的自我形象跌落为“东方弱国”，而弱小“蛮邦”的他者形象却跃然成为“西方强国”，因而国人对外国人态度也从无知傲慢变为恐惧愤怒。通事日夕与外国人为伍，为他们服务，自然被归为外国人阵营，成为他者文化的代言人。“汉奸”形象也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他者文化的态度从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转为反感、恐惧、愤恨甚至自卑。　　2.清政府对外国人和通事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译者形象。外国人来华贸易行为与长久以来的“轻商”政策相悖，清廷对其倍加防范，而通事为其服务，从而招致了统治者的轻视与怀疑。鸦片战争后，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加上谈判桌上每每吃亏，清廷对其质疑加剧。此外“汉奸”罪名也表明通事成为腐败无能的清廷的“替罪羊”。　　3.通事自身的行为是时人对其译者形象观察的基础。通事的“汉奸”形象也与其自身的负面行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