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解放区文学研究。这里的所谓“历史”，主要包括客观形态的历史和观念形态的历史，其中历史的观念处于核心的位置。本文认为，“历史”对解放区文学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历史规约”，它作为一种潜隐的力量控制着解放区文学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历史”对解放区文学来说绝非仅仅是外在的制约性因素和“塑型”的力量，而是通过它有效的渗透和折射最终成为贯穿于作家思维的精神理路和影响文学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本文主要探究“历史”对解放区文学的规约机制及其对文学观念、作家精神结构、叙事模式等方面的深层影响，通过对解放区文学一些基本主题、叙事模式和精神倾向等的描述、解析，还原和浮现其中蕴含的复杂因素，进而探寻解放区文学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 解放区文学创作是在一种直接遇到的、无法预约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革命文学的“上海—延安”的空间上的中心位移显然具有时间(历史)的意义，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这个文学的新时代是在与过去的文学的“断裂”中开始起步的。左翼文学是解放区文学最直接、最主要的精神资源，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文学的联系也是通过左翼文学这个“中介”建立起来的。延安文艺整风结束前的一个时期，是左翼文学进入解放区和它最终被改造成“工农兵文学”之间的“缓冲阶段”，此时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原有的惯性，“杂文运动”恰恰集中体现了这种惯性与新的历史要求之间的“错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宣布了文学旧时代的终结和文学新时代的开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随之产生。从上海到延安，左翼文学经历了一个被“纯化”和改造的复杂曲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充当了解放区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中间物”。 “历史”对解放区文学规约，体现在它对解放区文学观念最终定型的影响上。《讲话》作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纲领性文献，“实践的文学”的观念是其精神核心。《讲话》开启了文学的新的历史，从此文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化革命范围内与旧世界的对抗。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被纳入到创造历史的革命实践中，它的历史性来自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文学介入了历史，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历史话语的实践者。解放区文学所最终追求的并非只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改造，具有“实践的文学”的特征，它在参与新历史的创造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弥漫着浓重的“历史意识”。 本文探讨了“历史”与解放区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延安整风”以后，解放区文学的内部和外部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其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架。解放区文学叙事是在明确的历史总体性认识的指导下、自觉地遵循历史的元叙事展开的，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并非由纯粹的文学要素构成，中共的历史叙事结构决定了解放区文学的文本结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构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塑造了解放区文学的特殊的文本样态和叙事结构。在解放区，更注重实用性文体的创作。对“史诗性”的追求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史诗准确地说是一种“创世史诗”。解放区文学呈现出一种“正剧化”的倾向，而这种以“大团圆”的结局为特征的正剧是最适合用来书写革命历史的。 本文探讨了“历史”与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共的历史话语和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之间，“民间”起到了一种中介的作用。“民间”对解放区文学的“渗透和浸润”的最直接的成绩就是“催生”出了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文学要素。“民间”与“历史”的相遇之初，便被置于“历史”的辐射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在历史面前只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客体。在解放区，“历史”对“民间”的规约更多的是在一种宏观的视野下进行的，由于客观环境所决定，它还不可能对“民间”实行全面的掌控，这就为“民间”在解放区文学中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缝隙，同时也造成了“历史”与“民间”关系的复杂性。“民间”在“大叙事”上服从“历史”的约定，而在具体叙事中则呈示出一种隐形结构。“历史”影响着解放区作家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作家自觉认同“历史”的律令，进行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改造，与过去的“旧我”进行彻底的决裂，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调整自己的位置。他们改变了旧有的“启蒙”姿态，消解掉自身的学院化色彩以及单纯的社会批判的心态，成为新世界的光明的“歌者”。在解放区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受到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话语的抵制。“民间”被纳入到创作主体的思想体系和文学运思的过程。在“历史”的规约下，肩负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同时增加了一个被改造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的尴尬常使作家处于失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