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国家层面制度的产生,它背后必然蕴含着传统规制手段的桎梏以及社会治理领域新的困境。同理,环境行政约谈制度得以产生其反映出传统行政行为规制手段的不足。作为一种制度架构设计,环境行政约谈实现了从“督企”到“督政”的环境监管模式之变革。鉴于环境行政约谈兴起之初依然是一种以问题应对型为导向的制度设计,它被深深的打上了科层制管理体制下古典行政的固有做法,这与风险社会下给予当代行政所带来的挑战未必是全然相适应的。这具体表现在囿于上位法依据和学理研究的不足,致使环境行政约谈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遭遇到了诸多不畅。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约谈还存在着功能定位的模糊、法律依据的缺失、法律属性的界定之争以及实践操作层面存在着强制化、过度化等问题。因而,亟需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环境行政约谈基础理论方面的探析,通过对其内涵的界定以及法律属性的明晰,并结合我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运行过程中中央以及地方各自的实践与探索为蓝本,透过对环境行政约谈规则和实践加以检视,从环境行政约谈的法律制定、规范环境行政约谈的启动标准、细化实施程序、以及其与相关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出发,使之实现最佳的规制效果,从而将它纳入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