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消费领域消费者人数呈几何式增长、消费产品类型变得多元化、消费侵权类型增多,使得司法实践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难度加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1款中规定了我国消费公益诉讼请求权类型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并没有将损害赔偿这一传统的民事救济方式作为一项请求权明确列举,其出发点是考虑到消费公益诉讼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制度都还处于探索之中。理论界对于损害赔偿类型请求权引入消费公益诉讼也存在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专属于私益诉讼,引入公益诉讼中会使得公益与私益不分,并且消费公益诉讼原告并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不应享有利害关系人的全部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尤其是小额分散的消费纠纷案件,为避免公益与私益混淆而排除损害赔偿请求有违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况且公益与私益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弥补传统诉讼制度的不足和诉讼机制的失灵,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以及社会公益。损害赔偿请求兼具补偿与预防的制度功能,契合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所以在消费公益诉讼中明确可以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有必要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消费者领域的侵权形态普遍体现出规模大、分布广、个体金额小的特点,消费者个体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力量存在悬殊引起的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原因都使得私益诉讼不会被提起。如此一来,被告企业并不会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真正的代价,而对社会上其他的经营者也起不到警示教育作用,消费者的利益依旧处于“危险”状态。综上,不应该将损害赔偿请求权排除在消费公益诉讼之外。通过梳理较为典型的消费公益诉讼案件,不难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原告提出损害赔偿诉求并获得支持,这表明司法实践正在积极地探索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引入损害赔偿之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的结合。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既不能绝对对立,也不能不作区分地简单合并。通过实体或程序赋权方式,实现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有机融合。具体的赋权类型有三种模式:诉讼担当、另附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其中另附实体请求权既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效率,调动原告的积极性,又可以保障程序正义,可以考虑通过此种方式引入损害赔偿请求权。原告通过赔偿诉求获得的金额可以由消费者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申领,赔偿金剩余部分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由消费者协会管理,法院与检察院等部门进行监督。基金法定的用途为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活动。通过该种方式,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引入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期更好地契合该制度的设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