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所办中文报刊中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记载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大量历史信息的重要研究资料。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889年《万国公报》在广学会的帮助下,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也是其发展的第三阶段。此时该报逐渐摆脱前期的宗教说教气息,发展成一份集新闻报道、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的综合性刊物,达到发展的最高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意义最为深远。与前期相比,性质也更为复杂。本文在对广学会时期《万国公报》的资料作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其放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从文化学、社会学的综合角度分析该报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其在西学东渐中担当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万国公报》对前期的“以学证教”的策略进行进一步延伸,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地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依然保持着其基督教立场,并将之隐性化,渗透在对西学的介绍中;第二部分,论述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下,《万国公报》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文化因素裂变以及彼此整合的特点,尤其体现在该报上不断出现的多种中西文化观和不断变化的儒学观上;第三部分则论述了在《万国公报》中的中西学者的政论所体现的公共领域的特点以及这些批判的言论,变法的观点对维新变法的推动作用和在变法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