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社区权力结构与社区社会关联两种视角,以浙北地区的一个村庄--芦溪村为文本,以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为切入点,考察不同时代背景下村庄社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与社区权力结构,并深入分析这一互动模式得以维持的社会关系基础与结构性因素,从而寻找到协调个体行为、促使社区成员服从或合作的社区整合机制.文章将社区整合分为改革前、改革后两个阶段.改革之前,芦溪村公共物品的生产体现了社员对队干的高度服从,折射出一元的社区权力结构.对于这样的村庄结构而言,社区整合的关键在于队干权力与权威的维持.改革前的村落社区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队干权力与权威的来源一是社区外部的国家力量;二是干部与社员的利益关联,三是干部的人格魅力.其中国家的力量对社区整合发挥着首要作用,其余两者是派生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劳动方式与劳动成果按"工分"分配方式,作为生活层面社区整合的现实纽带,使得社区即使在"文革"这样的年代也维持了基本正常的生产秩序.改革之后,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隐退与干部权力的削减,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职业分化、贫富差距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社区结构的上述变迁带来了社区整合的潜在危机.然而,危机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分化后的利益群体还共同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社区公共物品.原因在于,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多维利益关联,他们不仅在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时发生内在关联,而且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多元的社区权力格局中有三支活跃的力量:村干部、企业主、普通村民.这三大权力主体的利益关联对于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是至关重要的.村干部以种种方式,尽其所能地对企业的创办给予了大力扶持,反过来,企业主以投资于公共物品的方式对村干部作出回报.正是由于村干部出色的中介作用,关系疏远的企业主与普通村民之间建立起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的内在关联.村干部对企业的扶持体现了政策不断变更、法制不断健全的社会背景,充斥了关系运作与不规范运作,带有浓厚的转型期特点.普通村民对公共物品生产的积极参与,则阐明了一个永恒的道理.不管相互之间的分化程度如何严重,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有共同的利益所在.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联,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整合的重要基础.对利益关联的深入透视,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结构层面社区整合机制的认识.动态的利益关联背后,存在有机团结的牢固纽带--土地集体所有制,它与橄榄状的经济分层结构一起,成为稳定的经济整合机制;整体性、相对均衡的利益关联结构,形成了带有不稳定特征的社会整合机制;共同的传统与社区意识,则构成了珍贵的文化整合机制.利益关联结构的不均衡因素引发了社区社会整合机制的不稳定性,给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整合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