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后,梁启超以其常带感情的笔锋,在青年人中间发展出了无数思想上的信从者。特别是对“少年中国”的言论鼓吹更是风靡一时,激动了当时一代青少年的心灵,成为日后少年中国学会创立的最重要思想资源。辛亥革命后,时人对于新生中华民国的无限憧憬很快就被政治紊乱、道德隳丧、社会黑暗的残酷现实无情摧毁。国内的种种恶象再加上“二十一条”等外患接踵而至,激起了青年人沉重的国耻感和历史记忆,他们愈感到现状无法容忍,乃决计联合同辈,建造“中坚团体”,“再造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大的社团,汇集了一大批热情关怀国事的青年。它标举“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的旗帜,确立了“求学”与“做事”两件最重要的事业,把最终鹄的落实在改革社会、创造“少年中国”这一大方向上。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对学生运动的反思行动,使学会倡导的社会事业得到了一种诡论性的助缘,声势日大。学会的努力方向得到更多时人的深刻体认。“分业的文化运动”进据而成为创造“少年中国”之路。在分工原则的指导下,部分学会同人或留学异国或走入书斋,宣告“力学救国”: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感受着时代的烦闷,开始了寻求新生活与新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