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在1896年引进中国后很快就被中国读者接受。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其翻译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名列前茅。在侦探小说的译介方面,又以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最具影响力。尽管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一直是最畅销的外国小说之一,但由于当时的译者频繁地对译文进行删减、增加和改编,长期以来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认为他们不忠实于原著,或是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缺乏认识。事实上,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给清末民初的中国带来了侦探小说这一小说模式,而且带来了全新的叙事技巧。将叙事学与翻译相结合是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视角。叙事学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在当代小说批评理论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经典叙事学理论关注文本自身,研究叙述者表达事件的各种方法,如聚焦、叙事时序和叙事速度等等。叙事学同翻译研究相结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加深了对翻译文本的认识。本文拟以叙事学为指导,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叙事技巧的构成要素聚焦、时序和速度三方面探讨清末民初的译者在翻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过程中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所使用的叙事技巧在译文中进行移植的表现、原因,及其对中国近现代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体共分三章。第一章以福尔摩斯的三个代表性译本为例,从聚焦、速度和时序三方面讨论清末民初的译者在翻译福尔摩斯的过程中对西方叙事技巧的移植。第二章从诗学的限制、读者的期待和赞助人的影响三方面探讨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叙事技巧被清末民初的译者逐步移植到译文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第三章以本土侦探小说《霍桑探案》为例,引用具体例证分析福尔摩斯中的叙事技巧对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叙事学来评估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地位,力图从这一全新的视角论证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对中国近现代本土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这些叙事技巧对中国近现代侦探文学的发展及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