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探索,丰富了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方式,在预防企业犯罪和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20年试点以来就备受试点机关的青睐,但随着制度的深入推进,试点实践中的困境也愈发突出。首先,本文以四则典型案例开篇,初步引申出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的实践模式和实践困境;其次,通过以典型案例为抓手,30份样本数据为支撑对该项制度的适用现状进行剖析,归纳总结出改革试点中所面临的三种实践困境:不起诉模式的选择乱象和适用标准的模糊性、检察权扩张致使公检法机关衔接协作机制不畅、以及自由裁量权下潜藏权力寻租空间的问题;然后,通过阐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法律内涵、理论基础和相应法理分析,旨在为实践困境的解决寻求理论依据;接着,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暂缓起诉制度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借鉴其优势以期优化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探索路径;最后,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境外立法经验的启发,针对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探索中遇到的实践困境,本文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路径思考:一,无论是从制度载体、适用范围还是合规动力层面来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均具有相对优越性,故在路径选择上应确定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二,应对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进行路径优化,主要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考察机制等三个方面予以明确化、具体化;三,针对公检法机关之间内部衔接机制不畅问题,应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多主体参与的企业合规工作机制;四,为进一步压缩检察机关权力寻租空间,防止滋生腐败风险,从颁布有效合规标准、确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推动合规程序公开透明三个层面,以强化外部监督机制来规范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