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颁布的新罪名被诟病最多,2019年1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本罪的量刑标准和司法适用作出了最新的规定,让本罪在宏观角度实现了统一。本文将从微观角度出发,发现《解释》当中有关本罪的新问题,具体探究主体问题即网络服务提供者,本罪的客观要件存在的问题,即“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严重后果”等。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本罪的主体,法律法规和刑法学界以不同的划分标准对其进行归类,本文借鉴取舍法律法规和学界的分类方式,确定了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技术控制能力作为划分标准,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划分为私领域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公共领域网络服务提供者,又将二者分别划分为信息存储/缓存服务者、信息定位(搜索、链接)服务者和信息接入/传输服务者。服务者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是认定服务者构成本罪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解释》并未界定,笔者通过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筛选,归纳出服务者拒不履行可能达到本罪入罪标准的义务,得出服务者负有管理违法信息的义务、协助义务、获得许可义务和防控义务。为保证服务者承担的义务在其承受范围之内,将各类义务依据不同类型的服务者所具有的技术特征进行匹配,保障服务者的义务与能力相当。“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要件结合行政法理论,明确“责令改正”的性质、“责令改正”的通知方式、服务者对“责令改正”持异议时的救济等问题。本罪的主体是纯正的不作为犯,“拒不改正”是服务者不作为的表现形式,但应当排除服务者主观有作为的意愿而客观履行不能的情况。造成《解释》规定的严重后果才成立本罪,否则即使其他要件符合也不构成本罪,本文发现本罪结果中存在具体的问题,厘清“严重后果”的性质,对结果当中的“违法信息”“用户信息”“刑事案件”、“证据灭失”、“其他严重情节”等问题进行限缩以减轻服务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