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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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不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且目前在建筑施工所导致的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中,往往存在多因一果,在界定各被告的责任大小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无资质人员挂靠具有建筑资质的单位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情况下,对于被告身份的确定以及责任大小的划分更加困难。本文以邓某某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一案为例,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学术观点,评析本案的两个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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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不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且目前在建筑施工所导致的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中,往往存在多因一果,在界定各被告的责任大小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无资质人员挂靠具有建筑资质的单位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情况下,对于被告身份的确定以及责任大小的划分更加困难。本文以邓某某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一案为例,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学术观点,评析本案的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否属于单位犯罪;二是被告人邓某某是否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一方面,通过理论分析可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属于单位犯罪;被告人陶某某虽然曾经挂靠东X公司,但是在修建外挡墙工程时由于并未借用东X公司资质且实际听从于被告人邓某某的安排,所以应认定为被告单位新X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采用规范论的因果关系相当说得出本案系多因一果;通过比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区别得出行政处罚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刑事责任大小依据的结论;采用安全生产办的事故调查报告结论,认定被告人邓某某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责任。最后本文以本案的研判为依据,分析出本罪在立法层面和实践中的不足,给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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