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改革是当前国家基层治理转型的重要路径,在过去30年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我国开始进行初步探索“三社联动”治理模式,从制度层面和治理思想上充分肯定了其可行性和重要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三社联动”成为社区治理的新框架。治理理论提出“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能够和多种社会情景的解释框架相呼应,当前政府、市场、社会的结构化变迁也正为这样的治理变革提供的可能。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区治理如何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合作共赢,一直以来都是基层治理关注的核心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不断为基层治理赋能,通过协作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推进社会服务,每个主体在其中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南京市沿江街道J社区在“三社联动”的治理成效中处于领先地位,本文以J社区治理所处的情境为背景,通过对J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方式的访谈资料、观察到的行动素材为蓝本,借助半结构访谈、现场观察法来收集材料,用资料分析法来分析材料,进行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分析。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访谈了J社区的党委书记、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从J社区的治理背景和治理现状出发,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在“三社联动”机制中的角色和定位,对J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模式合理性进行分析,探究其中的有效推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点回答问题:“三社”在联动中各自角色和功能是什么?联动过程相互关系是什么?联动过程中出现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因是什么?社区原先治理模式较低效,问题在于政府社会未能深入合作,导致自治效果差。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单独发挥作用,更要联合力量,共同发力,而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三社联动的优势是三社联动合作图景研究的重中之重。“三社”不是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搭建联动平台、建立联动机制,发挥出最大的联动效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协调合作、最大限度去整合资源,调动多元主体的能动性,达到良好互动局面。首先,社区在整个“三社联动”过程中主要是打造社区平台,承担联动运转的平台作用,为居民自治搭建了发声的平台;其次,社会组织融入使得社区的各项服务充满活力;最后,社会工作者也能够从专业角度对其进行赋能和支撑,“三社联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江北新区J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可以看作是一个枢纽,通过网格化工作机制对居民进行走访、调研,了解群众需求,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实现项目制的运作,进行项目策划、执行、监督、评估、验收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社区的有效资源,双工协作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社区服务的落地。“三社联动”治理机制嵌入J社区后,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政府变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居委会、物业、卫生服务站、劳动和社会保障站、居民等多个治理主体,在多个治理主体的促进下,社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社区自治能力增强,社区治理得到了充分的协作。此外,通过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了解目前“三社联动”模式在J社区运行中的制约因素,并且从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角度,探究“三社联动”协作断裂的深层原因。第一,“三社联动”治理机制没有使居委会成为真正的自治中心,社区依旧处于功能发挥不足的现状。第二,社会组织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受制于复杂的制度规范、缺乏足够的公信力、成为低效治理的消耗品。第三,社会工作者身兼两个职务,无法集中精力提供专业化服务,也是影响其专业性发挥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强政弱社”的制度环境,导致基层治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政府在三社联动的过程中没有厘清治理主体应有的角色职能,使得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在社区中的重合发生冲突。通过调研可以明显看出虽然三社联动模式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社会组织参与三社联动过程中存在“实力”不均、制度建设不完善的现象,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推进了“突破困境与寻求发展的新阶段”。目前,虽然建立了社区工作人员及社会工作者的保障机制,但其实质内涵却不完善,包括待遇偏低、工作量繁重、人员配置不均衡等窘境。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很少自主进行社区事务的治理,社区居民也因此习惯性地接受社区的安排或者无视社区的事务,对社区治理表现出“冷漠”的状态。最后在重新审视时代要求和突破传统的努力下,提出推进行政改革、培育社会资本、完善制度建设、建设人才队伍四点对策建议,政府处于核心领导地位,但却下放权力,赋能社会和市场;社区做好平台搭建工作,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社区组织通过竞争产生合作,合理利用政府和市场的资源,赋能社区;社会工作者从专业的角度对“三社联动”的发展提出思考与改进。最终,整个联动过程是不断摩擦、不断磨合过程中达到新的治理平衡,实现社区自治以完善“三社联动”治理机制。